1958年，內外交困的第四共和國最終由於法國特殊的政治體制退出了歷史舞臺。再次出山的戴高樂力挽狂瀾，第五共和國隨即成立。伴隨著戴高樂，這位法國人心中的民族英雄，歸來的不僅僅是法國政壇自第三共和國以來的再次穩定，還有她的創造者所倡導的以外交鑄就法國大國地位的偉大抱負。
戴高樂是一個務實的政治家。面對二戰後法國大國地位喪失與國內蕭條的慘淡景象，他選擇了投資最低而見效最快的方式一一外交，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因為，國力的恢復相較於國家地位的重塑而言，是一個更為漫長和緩慢的過程，而國家地位的重建則可加速國力的增長。畢竟，戰前世界一流強國的榮光還是給予了戴高樂一個較高的起點。從本質上來說，"戴高樂主義"就是利用外交手段來實現法國大國地位的重塑並進一步實現法國全球利益的最大化。被史家們所熟知的各種"戴高樂主義"的具體表現無一例外均圍繞這一主題展開。但是，哪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不是國家利益至上呢？只是那些法國獨立於美國而親近蘇聯以及亞非拉國家的舉動在美蘇冷戰的特殊背景下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因為法國是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員，是美國在歐洲的重要盟友。一切都是時代與人們的慣性思維使然。戴高樂以對蘇緩和來結束冷戰的思想，細細想來，也只不過是為法國的發展尋求穩定外部環境的一種方式罷了。
"戴高樂主義"在亞非拉地區的表現，最為史家津津樂道的便是戴高樂順應世界範圍內的殖民地獨立浪潮，尊重新興獨立國家的主權並積極與這些國家發展關係。但是，當我們深入地觀察戴高樂的這些行動，卻會發現隱藏在背後的，"戴高樂主義"的另一面。而這一面在越南問題上顯現得尤為突出。
"我渴望的和我希望的，簡而言之，我的政策，就是在這場戰爭結束之後，法國能重新恢復在越南北方，同樣在越南南方的特權地位。"1967年12月18日，戴高樂與法國駐河內總代表談及自己的越南政策時講了這番話。雖然，在目前浩如煙海的解密檔案中，這是我們所能看到的唯一一次戴高樂透露他為何如此積極地推動越南問題的和平解決的原因。結合戴高樂熱衷於改善與北越以及南越民族解放陣線關係並極力推動通過談判方式結束越南戰爭的檔案資料，他的這一表述與那些政客間的官場套話相比更接近他內心的真實目的。
戴高樂是二戰後恢復法蘭西殖民帝國的積極倡導者，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不惜付諸武力。但是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的慘敗給戴高樂敲響了警鐘，：1945年後的世界早已不是"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了。於是乎，當1958年戴高樂再次執掌大權時，他在對待殖民地問題的方式上做了變動：在舊殖民體系的揮架內允許殖民地國家在一個新的法蘭西共同體中成為有限制的自治國家，而不是成為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但是如此的改動依然不見成效。以幾內亞獨立為開端，12個法屬非洲國家先後獨立。而務實的戴高樂逐漸發現，"獨立"只不過是一個名分上的東西。獨立後的非洲國家繼續保持與法國的經濟聯繫，從分工上說，與殖民地時期並無差別。而從第五共和國的經濟發展來說，歐洲的一體化運動轉嫁了部分由殖民地獨立帶來的衝擊。戴高樂和他的經濟顧問們，對此是充滿信心的。隨即，戴高樂宣佈承認這些國家獨立。這便是史家所稱謂的戴高樂的"非殖民化。"這次事件在結合了1954年的慘痛教訓後，戴高樂確定瞭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的總方針：允許獨立，和平解決。
戴高樂將目光轉向了印度地區。那裡曾是法蘭西帝國最重要的原料產地之一。尤其是越南豐富的天然橡膠和無煙煤資源使其成為了法國殖民者眼中的"天堂"。但1954年之後，法國勢力幾乎被美國和社會主義力量排擠出了越南地區。這是戴高樂無法容忍的，他需要將整個印支地區，尤其是越南重新置於法國的影響之下。通過經濟、技術與文化交流，重拾法國在越南的特權，實現"和平的殖民"。而越南局勢的持續惡化給了戴高樂插手的機會。
經歷了第五共和國頭兩個年頭的"非殖民化"風波，戴高樂己經清楚地意識到在處理類似越南這種由外部干涉所造成的民族獨立問題時，最好的方法是通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而不能付諸武力。否則，後果不是"奠邊府"式的慘敗，便是陷入"阿爾及利亞"式的泥潭。打著尊重民族獨立與主權、和平解決越南問題的旗號重返印支，如果問題按照法國的建議解決，不僅有利於恢復法國的"大國地位"，也有利於重建該地區與法國的政治經濟聯繫，可謂一箭雙鵰，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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