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
上一篇文末聊到世界可能會走向更加“福利化”（姑且不論難以界定的“左”或“右”）的方向，也就是說，公平與效率的鐘擺，可能會擺向看似更“公平”的一面。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我給“公平”也加了引號：因為這是一個與“左”、“右”一樣容易含混不清、難以界定的價值取向。
給路邊流浪的無家可歸者發放福利，讓他們更少風餐露宿，代價是有產階級增加了或多或少的稅賦，一定程度地降低了生活水準，乃至降低了工作奮鬥的積極性，這真的是更“公平”的嗎？不同立場的人們會有不同的看法。更進一步，更激進的人會問，只有工作才是道德的嗎？人類有沒有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權利呢？這樣的價值觀爭論永遠沒有盡頭。
然而，討論理論無法改變現實的狂飆突進。本次疫情“大流行”以來，全球央行貨幣政策似乎是本能反應，如排山倒海一般（亦所謂“印錢”），各國政府史無前例的民生保障措施（亦所謂“發錢”），恐怕也要未來十年的時間才能細細檢視。疫情將如何結束，無人知曉，人們所能做的只是猜測。三月初參加一場討論會時，我妄自揣測了三點。現在看，可能暫時還不需要修正。
一、政治方面：如同歐洲黑死病中死去的多是窮人一樣，這次受衝擊最大的一定是貧困國家和“失敗”國家；世界強國可能會比較難受，但一定是最後的“贏家”。因為各個國家都需要調用更多的資源用於國內的救助和恢復，對國際合作中需要自己投入的部分也許會心不在焉。尤其是有大量輸出勞工的國家，由於跨國商務和勞務運輸受到影響，會受到很大的打擊。急需勞動力的國家可能會優先使用本國的勞工，而非跨國運輸的海外勞工。由於各項經濟資源（包括抗疫資源）的調集很難跨國，相應工業實力也將顯得更加重要。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可能大行其道，因此民族國家/主權國家的概念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和結束後會更加強化，主要大國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也將更加突出。一言以蔽之，“民族主義”會更加有市場。
二、經濟全球化方面：國際供應鏈會更加冗餘，而不是像之前那樣最注重效率。冗餘是低效率的，但是相對更安全。 大型跨國資本會非常謹慎地不再將關鍵部件放在單一國家和地區進行生產，從而防範類似疫情的再次衝擊。“比較優勢”理論、跨國分工協作將遭遇交易摩擦成本（以及信任感）的巨大挑戰。
當然，這並不是說全球化會走向末路，甚至“逆全球化”，只是比較“優勢”時更需要權衡政治和制度因素罷了。考量的維度更多時，行為一定會做出相應變化。這樣的變化過程對某個具體國家會有怎樣的影響，還取決於作為“替代品”的其他國家有多大的能力來承接，以及需要做出決策的跨國資本有能力、有意願承擔多大的成本。
三、文化方面：短期的疫情狀態會短暫地改變人們的習慣，但持久的疫情狀態會則會長久地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有種說法叫“一個新習慣是21天就可以養成的”，這個數字當然可以換成更長的時間。如果沒有特效藥、特效療法或疫苗，病毒也沒有自行變異為危害更輕的種類，那麼疫情持續的狀態可能會比我們想象的更持久。凡是需要人群較長時間聚集在緊密空間的活動（例如聽演唱會、參加體育比賽、去電影院看電影、坐飛機，乃至於室內聚餐），都將受到長久的影響。
一旦出現了新的替代方式，舊有的生活方式就會像馬車一樣迅速從人們生活中銷聲匿跡。這篇先聊聊第一點吧。我不太樂觀。
▌偶然的三十年幸福
前幾天一個好友和我聊到，我們只是偶然遇到了一個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年代。世界過上“有飯吃”的日子滿打滿算也就兩百年，全球化欣欣向榮和平共處也就小几十年。如果算上核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的終結，那這“幸福時光”可能才三十年左右而已。“絕大部分時空裡，人類都是動物的。”
今年二月份的一節課上，跟歷史學家丹尼爾·西羅（Daniel Chirot）聊到人類命運，1942年出生在劇變中的歐洲的老爺子意味深長地說：“如果你站在1940年的歐洲，你會發現1945年的勝利是多麼偶然。如果作為對手的全體主義（totalitarianism）的‘他們’不犯那麼多愚蠢的錯誤的話……而當下的世界，依舊如此。如果人類命運最終不走向悲劇，恐怕同樣也只能是出於偶然。 好在，我年紀大了，大概也不需要為這些悲劇煩惱了。”
▲ 歷史學家丹尼爾·西羅（Daniel Chirot），新作是《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孫超
在我看來，有幾個關鍵要素確保了人類的幸福：老天給臉（天時）、大國妥協（地利）、民眾矛盾緩和（人和）。另外還有技術進步，“做大了人類總蛋糕”。根據現有資料，1830年後，地球似乎沒有再進入“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跡象，在此暫且忽略。大國關係和民眾矛盾在最近這次疫情“大流行”結束前後產生重大變化，是否威脅到普通人的幸福，確實難以預估。
討論國際關係是太大的話題了，超出了絕大多數人的能力範疇。量力而行，頂多也就只能聊點自己的私人感受。事實上，汗牛充棟的嚴肅歷史與政治著作可能束之高閣、無人閱讀，精彩的虛構小說卻可能帶來更深的啟發。
前年讀了一本小說《巨人的隕落》，講述了幾個家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故事（其續作《世界的凜冬》和《永恆的邊緣》同樣值得一看，因為歷史總是在押類似的韻腳）。一旦代入具體（儘管虛擬）的人物，讀者對抽象的歷史事件就能有感性的認識。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各方君主普遍沾親帶故，歐洲各國犬牙交錯、唇齒相連，最後卻仍然走向了最壞的結局。戰前所有的理由和藉口，站在1918年回望過去，都變得那麼微不足道。如果一定讓我總結，那麼是大國之間的誤判與敵意螺旋上升，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德國誤判了俄國的工業實力，俄國誤判了德國的戰爭決心，英國、法國也各有各的誤判。
有時候，即便每一個決定看起來都是已有信息條件下反覆思量過的理性決策，最終累積起來卻通向了地獄之門。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歷史的必然性”，只不過身在局中，總有人徒勞地試圖避免悲劇。“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 肯·福萊特所著的《世紀三部曲》之一《巨人的隕落》。
老子在《道德經》中有一句著名的話：“治大國，若烹小鮮。”歷朝歷代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我個人總覺得這個解釋是最貼切的：“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不幸的是，在“好皇帝”與“壞皇帝”隨機出現的人類歷史上，絕大多數情況下，小魚（普通民眾）難逃被翻來覆去直到破碎的命運。而“皇帝”制度看起來“落幕”以後，民選制度下的各項政策似乎轉而開始代表民眾的呼聲。
丹尼爾·西羅則發現，面對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幾乎每一次溫和的解決方案總是會被更加激進的意識形態所取代，例子不勝枚舉，各國多半如此。大國決策似乎並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加睿智和謹慎，誤判（尤其是基於民眾激情的誤判）依舊“像公共汽車，每10分鐘就來一趟”。這正是後人形容一戰前夕各種突發事件的描述，很精闢。也有人說過，“一個文明的民族，可能在短時期之內，會變成瘋狂的狀態”。這句形容一戰的話，也從未過時。
▲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凡爾登絞肉機”。 © Tom Aitken /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結論聽起來很悲觀：既然過去三十年是人類歷史上“偶然的幸福”，那麼做好“凜冬”的準備似乎就成了普通民眾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本次疫情“大流行”可能不是、也可能正是宣告“凜冬已至”的那隻白色渡鴉。
不幸中的萬幸是，人類是如此有韌性而又健忘的物種，似乎天然就是為了應對不幸而存在的：面對“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人們適應起來也許比想象得還要快；而巨浪來臨的時候，大家忘卻幸福的速度，也將會快得驚人。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不勝枚舉，最近的例子離我們也不過數十年而已，甚至有的國家正在發生。
所以，既然人類的幸福是偶然的，面對不幸，坦然就好、習慣了就好。▌“入關學”
大國博弈固然在世界舞臺上有著戲劇性的力量，但民眾內部波濤洶湧的觀念變遷其實是舞臺下無形的推手。無論什麼樣的體制，民眾的想法都會以各種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方式影響到舞臺上的演員——從最溫和的，到最暴力的。
最近頻繁聽到一個新名詞：“入關學”，不太容易概括，因此我的理解不一定準確。大致來講，就是自比建州女真“蠻夷”（也就是後金/大清），與其總是委屈於“文明中心”大明（指代當前世界格局中的領先大國）不“理解”我們，不如干脆不解釋，直接以實力說話。“入關”以後，話語體系自然就正當化、文明化了：因為屆時“蠻夷”和“文明”定義的話語權，必將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上。總之，“入關”以後，很多當下的辛酸委屈將迎刃而解。
在此引用幾句廣受關注的原文如下：“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如明末清初，一邊是暮氣沉沉的舊世界，一邊是曙光升騰的新天地。別看現在CNN和BBC‘黑我們黑得歡’，等到我們十艘航母的時候，人家會爭先恐後地用科研理論證明黃種人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人種。”“你強大，就會有人研究你的文化。你弱小，別人就是不在乎你。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證明自己的強大，而不是去懇求‘核心世界’的接收。”“入關前不要抱著聖賢書胡思亂想，入關後自有正統儒學大師為我所用。”
▲ “入關學”的經典隱喻：“核心國家”（大明）無論如何不可能接受“蠻夷”的價值觀。
這是一個很有新意的提法，“擱置”了制度討論，直接以實力（“拳頭”）論高下。事實上，“入關論”基本上是在中青年一代頗有號召力的“工業黨”的自然延伸。後者的一個大致定義是：總體上信奉工業化至上的理念，以工業化和技術升級的線索重新組織中國發展的歷史敘事，具有明確的民族主義意識，並相應形成了規模龐大的亞文化。事實上，從“小粉紅”到“工業黨”到“入關學”，正是一脈相承。
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流傳如此之廣的理念（並不一定需要是嚴謹、嚴密的論證）一定會以某種形式進入行為決策的範疇。這一理論被接受程度之廣泛，也側面證明了相當一部分民眾內心的困惑：為什麼我們這麼強大、這麼優秀，對外宣傳也可謂不遺餘力，卻還得不到世界某些國家的認同？由此衍生出諸多不解、委屈乃至憤怒。
心理學上有個名詞叫“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社會心理學家萊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認知失調理論》（1957年）中提出，人類努力爭取內部心理一致性，以在現實世界中發揮心理作用。經歷內部矛盾的人往往會在心理上變得不適，並有動機減少認知失調。他們傾向於做出改變以證明壓力行為是正當的。費斯廷格認為，有些人將不可避免地相信他們想相信的一切，從而解決認知上的失調。
套用這個框架，當我們對自己的認識與來自外界的評價不一致時，看起來只有這麼幾條路：要麼是主動出擊，試圖改變外界的評價（我們常看到的“小粉紅出征”）；要麼是批評自己未選擇的選項（我們常看到的“你也挺糟糕”）。而“入關學”選擇了另一條路：減輕認知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不用管別人怎麼講；等“我們”“直搗黃龍”之時，自然就沒有爭議了。
這套理論在解釋內外認知矛盾時是自洽的，因此無論有多少批評，都會非常有生命力。事實上，也暗合了當下的主流現實選擇。但對我而言，還是留下了兩點思考。第一，何以待人？第二，何以待己？
在“何以待人”這個問題上，“入關學”是模糊的。據我不完全的研究，有一類看法是“一視同仁”，以新的、“我們的”、更合理的價值觀（具體是什麼，似乎仍有爭議）替代舊的、“西方的”、不合理的價值觀，同等看待外界所有即將被納入新體系的新“蠻夷”，實現“世界大同”；有一類則主張“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原文是“總有一天，我們要讓他們知道，在寒冬臘月裡摸魚是什麼滋味！要讓他們，償還這一切！用他們的土地，他們的手！”），過去“我們”如何受到“歧視”和“侮辱”的，都一併加倍奉還。
如果是後者，那很明顯又陷入了“無限抬高和美化個體偶然出生地點”的民族主義——為什麼一部分人偶然出生的地方就天然高貴，另一部分人偶然沒有出生在這個地方就天然處於弱勢呢？如果“我們”對於自己曾經/正在處於弱勢心生不甘，為什麼又會覺得未來讓其他人處於弱勢就是理所應當呢？如果是前者，作為新的世界領導者，那自然又必須回答如何對待新的弱勢群體的問題。個體的自由和權利如何得到尊重和保護？由此衍生出來的一整套原則又與“入關”的討伐對象有多大差別呢？如果“入關學”的主張者們能在這一問題上多加思索，那麼“入關學”將更有意義。
在“何以待己”這個問題上，“入關學”是空白的。“入關學”認為，地球的資源整體上是極其有限的，你多一分則我少一分，考慮到人均佔有量更是如此。要想提高人均資源佔有量，只有勇敢地“入關”。“槍在手，跟我走！殺四郎，搶碉樓！”但“碉樓”“搶”下來以後呢？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永遠是重中之重。
對於一個民族國家/主權國家，在世界舞臺上所佔據的總份額固然重要，但大國內部的分配體系對個體而言則更重要。歷史往往反覆證明，以外部矛盾轉移或緩解內部矛盾的道路終究會有盡頭，而且往往會加劇而非緩和內部矛盾。原因非常簡單：出力最多的群體，往往是獲利最少的群體。立論邏輯基於由群體幸福而到個體幸福的“入關學”，遲早會需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在為怎樣的群體而努力？超大規模的群體利益如何映射到中小規模的群體，最終如何輻射到自己？這中間的機制是怎樣的，又應該是怎樣的？
▲ 電影《讓子彈飛》截圖。
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我對於所有的新鮮話語體系往往有著非常好奇的興趣，因為他們既然存在，一定反映著一大批人的所想、所思。在“工業黨”很推崇的一部小說《三體》（我也是劉慈欣的長期忠實讀者）裡，一個重要人物章北海和父親有一段著名的對話，我用來作為今天這篇文章的結尾。
因為我一貫認為，不管立場如何，多思考，想得深點、再深點，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要多想。”父親說。
“想了以後呢？”章北海問，他的雙手緊緊攥著床單，手心和額頭都潮溼了。
“北海，我只能告訴你那以前要多想。”父親回答。
▲ 動畫《我的三體之章北海傳》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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