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影響全國。一大批有責任感的藝術家立即行動起來，以勇氣、擔當、情懷和藝術的良知，主動觀照現實，創作了大量抗疫主題作品。這些作品題材豐富，有的描繪奮鬥在戰疫一線的醫護人員，有的表現身處疫情中心的患者，還有的把視線聚焦在參與抗疫的普通工人、農民、社區工作者、志願者身上。作品形式多樣，涉及文學、書法、繪畫、音樂等；參與者既有名師大家，也有普羅大眾，還有藝術院校的學生，流行藝術圈裡的民謠歌手、漫畫家等，可謂五湖四海，萬眾一心。特殊時期的藝術創作，因為飽蘸著文藝家們的愛與同情，展現出強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人類的文明史，實際上就是人類不斷與自然抗爭、抗擊災難的歷史。而災難也一直是中國文學藝術的母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文學藝術史，也是一部災難的文藝史。但文學藝術家如何表現災難？是為藝術而藝術，還是為現實而藝術？這是藝術領域永恆的爭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創始人盧卡奇提出了現實主義文藝理論，認為“作品在他身上所引起的激動，主要是改變和加深了他個人在生活中的體驗”。我們看到，在這次疫情中，對現實世界的關切和對藝術價值的追求，實現了有機的統一。即便是非常個人化的藝術創作，也展現出一種社會價值。
首先是傳遞了愛。面對災難，面對生離死別，社會上會釋放出恐慌、悲傷、質疑甚至絕望等大量負面情緒。此刻，藝術創作便成為最好的精神療法之一，誠如作家阿蘭·德波頓所言，“藝術，是治癒心靈的工具”。疫區外的藝術家，多傾向於“純藝術”的創作；疫區中的藝術家，則選擇直面現實，這種創作思路的分岔，溯本同源，實則是內在統一的。描繪“美”並不是逃避苦難，而是寄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堅定戰勝疫情的決心；記錄現實的殘酷，也不是渲染悲傷，而是施以人文之關懷，使人銘記苦難，珍惜當下。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湧現出很多耳熟能詳、催人淚下的歌曲，旋律優美，歌詞動人，能在不知不覺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之所以能夠這樣，就在於文學藝術家們能以全局的視野，把自己置身於人民群眾之中，置身於現實之中，與人民群眾的心同頻共振，從而產生強烈的共情效果，也藉此建構起個人與世界、小我與大我的精神聯繫。
其次是彰顯了責任。不可否認，文學藝術具有提供娛樂、消遣的功能，但更為重要的是教育和淨化人類的靈魂，提升世道人心。作家理查德·弗蘭克蘭說：“當你有了藝術的時候，你就有了聲音；當你有了聲音，你便自由；當你有了自由，你就有責任。”文學藝術家們的主動選擇，體現了藝術的自律性，在大時代、大事件面前，展現出的新風貌。聚焦這次疫情中的藝術創作，雖然在風格形式上有的偏重現實主義，有的更富浪漫情調，但不可否認，它們都是源自生活的真情實感，都是對生的嚮往，對死的敬畏，生與死作為生命的兩極，只有同時存在才完融，而疫情中的藝術創作將這種完整性一同展現出來。
藝術當然可以高掛在殿堂裡，但只有當它承擔了道德責任和社會價值，它才能實現真正的發展。這次疫情中蓬勃發展的藝術創作恰好說明，在當代中國，文學藝術已經日益成為整個社會的寶貴精神資源。
當然，災難文藝有其自身的內在要求，首先要有強烈的現場感，要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覺。由於災難通常是突發的、猝不及防的，它不可能為文藝家的創作預設一個理想的時間和空間，這就給創作者復原災難場景、建構合理的災難敘事脈絡帶來了困難。而克服困難的程度如何，往往也決定了災難文藝開掘藝術的深度和廣度。因此，這就要求創作者以一種更深入的姿態、更真誠的內心、更敏銳的藝術觸覺，去捕捉、去感知、去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藝術形象。其次，災難文藝要有提煉精神元素、形塑抗爭意識的能力。災難文藝不僅要聚焦災難現場，體恤人心，更要從災難中人們那萬眾一心、奮力抗爭的大無畏的行為裡，提取值得我們珍藏的精神火種，尋找其淵源，挖掘其內涵，闡釋其意義，推而廣之，幫助全社會逐步樹立起防患於未然的災難意識。這是文學藝術更高的價值所在，也是文學藝術家們的愛與責任。
（作者：王陌瀟，系四川大學藝術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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