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胡錫進在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美歐的抗疫搞得一塌糊塗，社會承受力為什麼還挺強？》
文中胡錫進表示：
武漢有照片傳出醫生拿垃圾袋當防護，中國輿論是多麼憤怒嗎？還有，武漢一個社區在有領導視察時有居民從窗戶喊“假的假的”，那聲音幾乎震動了整個中國互聯網。
包括一個小區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環衛車運送的，也引起了海嘯般的聲討。
於是給他的感覺是：
中國真的是出不起一點錯。
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沒事，女王出來講個話，煽個情，或者專家描述一個非常可怕的場景，先把情況說得要多嚴重有多嚴重，真真把公眾嚇著了。
然後總統再宣佈一個比那種極端描述好一些的目標，大家就會覺得，嗯，政府做得還不錯。
於是他問到：
怎麼覺得美國的公眾那麼好耍啊？
他當然不認為美國公眾真的“好耍”，而是看到了一個現象：
好像他們那邊發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們這邊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
但是他怎麼解釋這個現象呢？
和美歐國家比起來，中國社會的承受力不能不說太弱了。
這樣的歸因也不能說完全錯誤，但裡裡外外透著猥瑣。因為——
這是用一種看似原因的現象，來解釋另一個現象。
“中國社會的承受力弱”。什麼是“中國社會”？還不是組成社會的一個個中國人，即使按照胡錫進原文理解，發出那些批評聲音和意見的也是一個個一個個實在的人。
中國人是承受能力弱嗎？
中國人可以在一切行動聽指揮嚴格隔離在家，忍受著失業、倒閉、破產，忍受著在家帶娃上課；
中國人可以一聲令下奔赴抗疫第一線，無數白衣衛士冒著生命危險並承受著巨大辛苦壓力，把在西方國家直接放棄的老人都搶救回來。
你跟我說中國人承受能力弱？
好吧，退一步說，也許胡錫進對“承受能力”的定義僅僅限於“意見、聲音、不滿、情緒”。僅從這個限定看，似乎是有胡錫進所說“中國社會的承受力弱”的現象。
但是這個現象是怎麼產生的？
是中國人天生孱弱玻璃心嗎？是中國人意志不堅精神虛弱嗎？
眾所周知，西方主要國家的政府是所謂“小政府”，或者說叫“有限責任政府”，也就是政府管理民眾的範圍小、深度低，權力範圍窄；相應的，政府對民眾要負的責任當然就少，畢竟責權對等嘛，民眾也就習慣了不指望政府能做多少事，很多事都是民眾自己扛。
而中國是“大政府”，或者說叫“無限責任政府”。政府管理民眾範圍（相對）大、深度（相對）高，權力範圍（相對）寬；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民眾要承擔的責任當然就多，如果沒有承擔好，民眾當然就會有意見、不滿意、要發聲。
簡單來說，西方國家是“你別管我，我自己負責自己”；而中國是“你管了我，你就要負責”。
在這種差異之下，西方民眾看政府應對疫情，當然沒有像中國人對中國政府應對疫情那樣要求，權利都不一樣，責任當然不一樣，進而要求和表現也自然不一樣，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這就像現代企業只管員工上班本身，不管員工生活，員工當然不會要求企業給自己分配一個對象；但是在上世紀7、80年代，企業安排對象非常正常，甚至很多企業從生到死都給你安排了。
由此可見，中國人習慣抱怨、發出意見、對政府有些做法不滿意，本質上是政府管得多、做得多、要負責任的事多。
做得多了，當然容易出錯，當然容易進一步招致抱怨和批評。
——這才是胡錫進口中“中國社會的承受力弱”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都知道的東西，胡錫進能不知道嗎？他為什麼不這麼說？
我猜測他是想用“中國社會的承受力弱”這個表象，用來作為“國人批評太多、不滿太多”的原因——
你們不滿和批評太多了。看看人家西方民眾，皮糙肉厚心也大，他們政府做成那樣都坦然面對，我們國家政府做那麼好，你們沒必要咋咋呼呼的玻璃心嘛！
既然管了民眾，當然要為民眾負責。管好了民眾會讚揚，管不好民眾當然會批評，這是責權對等的自然體現。
現在把板子打在“中國社會的承受力弱”上，胡錫進未免就有點既想當又想立的味道了。
況且，中國社會（或者中國民眾）並不是只有批評和不滿，只有怨氣和發洩，更多的聲音是對政府有力抗疫的肯定和讚揚——
不少國外華人用腳投票奔赴回國，甚至不少人在被一些人嘲諷的情況下還表達了“此生無愧入華夏，來世還生中國家”的態度，胡錫進看不見聽不見嗎？
如果像西方民眾那樣，政府沒怎麼管我，我好了是我自己牛逼，我不好是自己沒本事認栽，那怎麼可能會讚揚政府？
有的人，享受著政府管理帶來的各種便利和福利，同時又罵政府管得太寬不自由，這種人當然很猥瑣；但是像胡錫進這樣，要管著你，管不好抱怨一下又不行，其實也很猥瑣。
有的人喜歡被管，有的人不喜歡被管，這都是個人偏好和價值觀，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如果不被管，當然就要自己負責，不能賴給別人；管理別人當然就要對別人負好責，不能賴給被管理的人。
。
這個道理胡錫進會不懂嗎？所以我只能說：
胡老師，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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