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第的主人李春燁（1571-1637），字侯質，號二白，曾任明朝天啟年間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正二品））、少保兼太子太師（從一品）。他的一生經歷比較有傳奇色彩。
李春燁這一生與“六字”有緣，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苦讀、晉升、隱退。李春燁6歲開始讀書，16歲考上秀才，36歲中舉人，46才考中進士，也就是說他苦讀了40年，從46歲為官，為官11年晉升14級。57歲在他母親90大壽時，辭官隱退，67歲病逝。
李春燁在《明史》中無傳，這可以理解，因為明朝270多年江山，省部級以上官員數不勝數，如果沒有什麼突出的政績或者是大奸大惡之人，是很難入傳的——難怪有人這麼想，要麼留芳千古，要麼遺臭萬年。
有關李春燁的史料少得可憐，有人專門寫了一本書——《李春燁與尚書第》，據說也是所獲不多。明末兩廣總督沈猶龍曾為李春燁寫過墓誌銘，對其作了正面評價，說他曾上疏請皇帝治魏忠賢的罪。民國年間修的《泰寧縣誌》基本上也是持肯定的態度。
對一個偏遠省份、一個山區縣城來說，出一個省部級官員，而且還是一個與閹宦不同流合汙的、正直的官員，畢竟是件值得誇耀的事，但福建的地方誌及民國前的《泰寧縣誌》卻都沒有他的記載。這是為什麼呢？其中有什麼隱情？
魏忠賢是明朝天啟皇帝所重用的太監，崇禎皇帝上臺後即誅殺魏忠賢，剷除魏忠賢勢力。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皇帝親自敲定了魏忠賢逆黨案的案犯人數、案犯名單、罪名種類、量刑標準，史稱“欽定逆案”。崇禎按涉案官員的罪行或過錯輕重將閹黨分八等定罪，並給予不同的處罰。《明史》把這些人的名字抄了下來，在第七等罪即“交結近侍又次等”而被“徒三年輸贖為民”的閹黨中，有一個名叫李春曄的大臣位列其中。
在《明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八葉向高、劉一燝等傳》中，有一條給事中李春曄為上疏為魏忠賢脫罪的史實，這件事發生在天啟改元那一年，即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李春燁曾擔任過工部給事中，時間恰好也是在天啟元年。《明史》中的李春曄與泰寧尚書第主人李春燁名字有一字之差，是否是同一人？查了查《辭源》，在古漢語中，曄同“燁”。再回過頭看李春燁的宦跡，李春燁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開始步入官場，那時他已經46歲了，11年間連升14級，其中，天啟四年（1624年）從刑科都給事中（正七品）一下躍升任湖廣參政（從四品）。
李春燁春風得意的日子正是閹黨勢力一手遮天的光景，那時候，魏忠賢把持朝政，官員職務的升降任免都在魏忠賢一黨的掌控之中。如果沒有奔走閹豎門下，11年連升14級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務，更何況李春燁最後的職務是兵部尚書，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長。李春燁是否因投靠太監而青雲直上，這不由不讓人產生聯想，因此，幾乎可以斷定，《明史》中的閹黨李春曄就是李春燁。
雖然出了一個國防部長的鄉親，雖然也不是什麼罪大惡極之人，但其攀附閹黨的行徑為鄉黨所不齒，這可能就李春燁在福建的地方誌書及民國前的《泰寧縣誌》“被浮雲了”的緣故。至於墓誌銘，有諛墓之嫌，而民國年間編修的《泰寧縣誌》又是抄墓誌銘的，因此，這兩則史料一般不為專家學者所採信。
在參觀尚書第時，聽到導遊介紹說，當年李春燁的兒子修建尚書第時，因牆基問題與鄰居發生爭執，其子致信父親，希望他出面調解。李春燁寫了一首詩答覆：“千里來書僅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李家收到信後，不僅不和鄰居爭地，反而主張讓出三尺地。聽到這裡，我不禁大惑，這不是清朝文華殿大學士張英的事嗎？怎麼扯到李春燁的頭上呢？這種傳說又是從何而來？看來，所謂的歷史之謎往往是後人一手造成的，要麼是別有用心的附會，要麼是人云亦云，以訛傳訛。隨著時間的流逝，真相在一代又一代的“水軍”的“灌帖”和“跟帖”中漫滅不清了。
李春燁歷史上的真實面目究竟如何？這還是交給專家學者去探索。因為李春燁是鄉黨，而有意無意地美化、拔高，是不可取的，還是好好欣賞一下尚書第的建築藝術吧。借用時下流行的一個句式，神馬都是浮雲，唯有房子是真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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