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子王旗后金及清早期
哈撒儿家族传至十三世为图美尼雅哈奇，图美尼雅哈奇的次子巴衮诺颜，留牧于呼伦贝尔地方。巴衮诺颜的长子昆都伦岱青，其部称阿鲁科尔沁(蒙语“阿鲁”意为“山北”)，以与嫩科尔沁区分；巴衮诺颜的三子诺延泰(哈撒儿第十五代孙)，诺延泰生有四子，顺长幼依次为僧格(号称“贤锋”)、索诺木(号称“达尔罕台吉”)、鄂木布(号称“正台吉”)、伊尔扎木(号称“贤台吉”)，四子分牧其地，统称四子部落。其时已是汉地的明朝万历年间，蒙古汗国的政权在察哈尔林丹汗手中。阿鲁科尔沁与四子部落，以及乌拉特、茂明安、翁牛特等部落统称阿鲁蒙古，属察哈尔林丹汗(执政时间公元1604-1634年)管辖。可惜，察哈尔林丹汗虽是孛儿只斤氏黄金家族的嫡裔，却生不逢时，空怀一腔光复祖先荣誉的雄心。当通古斯种的满洲人崛起于东方后，漠南蒙古人的自信力便被满洲八旗彻底征服，林丹汗便失去了统驭漠南蒙古各部的能力。后金天聪四年十一月，阿鲁科尔沁部迫于形势压力，在昆都伦岱青的儿子、新的部长——达赉的带领下脱离林丹汗控制，不得已归附了后金皇太极政权。四子部落也于此时在伊尔扎木带领下和阿鲁科尔沁部一起归附后金。科尔沁部已先于诸部在几次战争后归附了后金政权，而且是最先归附后金政权的漠南蒙古部落。这也是蒙古大汗第一次失去哈撒儿后裔的支持。从此，科尔沁部、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等以忠诚的纽带和封建的效忠誓言与爱新觉罗家族的荣誉和血统(顺治皇帝福临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即是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女儿；顺治帝可怜的第一个皇后也出自科尔沁部，是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咸丰年间勇冠蒙旗的僧格林沁即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等等)联系在一起，有清一季，倍受恩宠，直至清朝灭亡。满洲人的这种广泛的和亲政策在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是绝无仅有的，也奠定了形式上的“满蒙一家”的基础。天聪四年，四子部落以伊尔扎木为代表，给皇太极献上了骆驼、骏马、貂皮等，受到了皇太极的赏识。此时“九白之贡”尚未成定制。
天聪五年，后金政权与明朝军队的战争在辽东如火如荼地展开，僧格随后金军在对付明军的大凌河之役中击败明军锦州的援兵，并抓获了一百多名俘虏，僧格以战功受到皇太极的赏赐。天聪六年，僧格随皇太极军出征漠南蒙古的最后一个政权实体察哈尔林丹汗，战争断断续续，直到天聪九年。在此期间，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等多次向皇太极进献驼马等物，亦受到很多赏赐，四子部落与后金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进献与赏赐的关系颇似“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对于皇太极来说，政权的稳固是最重要的，那些象征意义的“贡物”，所起的仅是羁縻作用而已，往往“中央政权”的赏赐要数十倍于他们的进献。相对科尔沁部而言，四子部落实力较逊，因之爵位亦较之为低。鄂木布等当时的爵位是贝勒。随着察哈尔林丹汗政权管辖区域的萎缩，东蒙诸部落开始向西移动他们的牧场，四子部落于是从兴安岭下西行到了阴山北的锡拉木伦(河)流域，以防守阴山各口。至此，科尔沁系列蒙古人领地的扩展与部落的迁徙活动宣告终结。
天聪六年(公元1633年)，四子部落、乌拉特前、中、后三部、茂明安部落、喀尔喀右翼部落(即后来的达尔罕旗)等六个部落首次会盟于四子部落境内乌兰察布地方，故有乌兰察布盟之称，该名称延续至今。天聪八年，后金创建“蒙古衙门”，总管内扎萨克蒙古事务，后又于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此制终清未改，延至民国元年。天聪八年，鄂木布奉旨任四子部落扎萨克(“扎萨克”乃执政者之意，不是爵位，更象是一种行政职务，汉语可作“旗主”理解)，即正式享有后金爵位。是年，后金政权派大臣赴硕翁科尔为四子部落确定都木达都腾格里克、鄂多尔台为游牧的边界。后在康熙年间，察哈尔八旗建立之后，四子部落与镶红旗察哈尔蒙古以杜木达都腾格里克沃都尔台为界。据《蒙古游牧记》记载，四子部疆界四至：东至什吉罔图山、南至伊克拜山、西至巴颜鄂博、北至沙巴格图、东北至额尔柯图鄂博、西北至查尔山、东南至托克托瓦佗罗梅、西南至察汗和硕。扎萨克驻地——乌兰额尔济坡。旗下设4个道劳、20个苏木。佐领20人。蒙古大汗察哈尔林丹汗先期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失利后，率部十万余众移奔青海，于天聪九年夏天在大草滩(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一病身亡。伊尔扎木协助后金军收降了林丹汗的儿子孔果尔额哲及其部众，未料到额哲给皇太极献上一颗无价的宝物——元朝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伊尔扎木在战争中立下大功，又得到皇太极的赏赐。得到玉玺后，皇太极非常高兴，于名于实都得到了满足。现在的状况是满洲、蒙古已尽在麾下，后金的强大对手就只剩下长城以南的明王朝。塞北听不到了战争的鼙鼓声，皇太极便着手改革已归顺的蒙古各部，以适应日益扩大的战争需要。天聪九年，皇太极将原属于满洲八旗之外的原有蒙古牛录再加上新来的内外喀喇沁蒙古合编成八旗蒙古，为规范蒙古各部的军事制度之始。环视关外，已无敢侧目者，皇太极看到了扫平寰宇的曙光，遂于次年易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即是清室初肇。四子部落其中功不可没，自然恩宠有加。清室起码在形式上并不亏待蒙古各部。不比当年的朱元璋洪武皇帝，狡兔还没死尽，走狗就给烹绝了。
四子部落西迁后，开始大规模兴建喇嘛庙，一时间草原上召庙林立，至清末，已有二十四座雄伟的召庙，鼎盛时期有喇嘛三千多名。由此推测四子部落蒙古族男女人口当在一万二千以上，在蒙古各部中算是较大的部落。四子部落游牧地包括瀚海通往阴山南麓的军事要冲——白道岭(今蜈蚣坝)，所以满洲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四子部落的地位。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政府对已经归附的朝鲜下诏书，四子部落的伊尔逊德陪同清廷官员前往平壤，在路途中遇到明军驻守皮岛的精锐部队，结果伊尔逊德毫不畏惧，并击杀二人，顺利完成使命，以其勇武得到清政府的赏赐，也为高贵的四子部落增添了荣誉。就在该年，清政权授予鄂木布“达尔罕勇士”的称号，谕其统领四子部落，并设“四子部落委员”，以应日常行政事务。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伊尔扎木率四子部落蒙军随睿亲王多尔衮和克勤郡王岳托的清军进攻山东济南的明军，破济南。科尔沁等部落和察哈尔各旗均受清军指挥参与了战斗。此役共下五十余城，明人称为“戊寅虏变”。这一期间，满、蒙军的矛头所指，主要是明朝北方的军队。当时的蒙古部落大多数并未仿行满洲八旗的军事制度，在军事指挥方面相对独立，部落内部的管理基本自主(蒙古部落的军政合一体制，依旧是成吉思汗时代确定下来的，自上而下依次为：扎格兰(盟)、爱马克(部)、库西昆(旗)、苏木(骑兵中队))。而清廷虽然希望满蒙军队都依旗制，但当时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明朝，无暇对蒙军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崇德六年，在辽东松山的战役中，四子部落的蒙古将士英勇奋战，立下赫赫战功，受到清廷的多次赏赐。顺治元年，四子部落的蒙军随清军入山海关，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作战。李自成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士气已大不如前，再加上从没有与满蒙军作战的经验，一触之后如惊弓之鸟，在狂飙般呼啸而来的满蒙骑兵面前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溃退千里而至山西。这样，四子部落又为清军入关立下功勋。顺治六年，四子部落出兵随睿亲王多尔衮南下征讨残余明军。此时，中国的多民族大一统状况基本稳定下来，军事上的宁静之后，伴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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