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英烈郁达夫”专栏编者按】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自1985年在北京和富阳两地举行纪念郁达夫先生殉难四十周年座谈会以来，郁达夫烈士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在抗战胜利的纪念日里，我们特别推出了历年来郁氏后人及家乡人民的纪念文章，以资更好地体现“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断地去拥护、爱戴、崇仰”的理念。
富丽悲壮的人生
— 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6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陈 其 强
20年前，我在这个山水如画的作家故乡，参加了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郁达夫的创作成就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20年后的今天，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又非常荣幸地同样地在这个美丽的地方，纪念这位为中国新文学，为民族战争献出了生命的民主主义战士。我的心特别激动。
胡愈之先生说，郁达夫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1，诚然，郁达夫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艺术良知和民族气节谱写了富丽悲壮的人生。
郁达夫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的近代中国，其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尚处在转型阶段，即民族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形态。这种走向的标志，首先是人的发现、发展和完善。郁达夫以其敏锐的眼光和艺术良知及其胆识，投入到了这场为个性解放，民族振兴的巨大洪流中，人道主义精神就成了他早期小说的基本主题，无论是“性的苦闷”抑或是“生的苦闷”，都贯穿了这个基本精神与思想，因而，阐发人的价值，注重人的自我解放和觉醒；反对民族歧视，诉说弱国子民的痛苦；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反对封建道德，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成了他早期作品的重要内容。
收在《沉沦》中的三篇作品都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为题材，通过叙写他们在爱情方面的悲剧，反映了生活在异国它乡的留学生所身受的屈辱与苦闷，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海外游子的深切同情和对祖国富强的期望。三篇作品是作者面对贫弱、屈辱的祖国，面对弱国民族所受到的侮辱与欺凌所产生的失望、忧伤情绪的实录，是因祖国的国际地位的低下而带来的切肤之痛从灵魂深处悲鸣出来的心灵之歌。尽管作品的显形结构是“对爱的渴望和这种渴望的不能实现”所产生的“性的苦闷”，但期望祖国富强的隐形主题却是非常明确的。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洋溢在郁达夫心中的深厚感情，在日本的生存困境里，激发得更汹涌，自然而然地奔泻在他的作品之中，可以说，《沉沦》是作者“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的情感体验，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期望祖国富强，发自肺腑真实而又无助的鸣唱。
郁达夫是个传统文化培育起来的作家，但他又是个不断吸收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作家。他一方面自觉地承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和学术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和西方美学思想。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主张，写作技法，无不融会了中西美学思想的精华，表现出了与传统相异的美学特征。他的早期小说在五四写实主义的基础上，糅合了日本私小说——心境小说的特点，创造了一种具有本土特色，以情感为内容、形象为内容所派生形式的抒情文体——“自叙传”。这种以情感把握现实，评价现实的文体的出现，增新了小说的审美素质，小说开始向人的内心世界开掘，探索人的心灵底蕴，人的感情、情志、心绪成为小说建构的主体；它标示了小说叙事功能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小说不仅拥有叙事功能，描写功能，而且开始真正拥有抒情功能，这为小说摆脱以往通俗文学地位而进入纯文学领域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它表现了小说体式的发展与更新，郁达夫的抒情小说冲击了传统故事型讲述体小说，为“五四”心理小说的发展开了先河。成为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影响较大、传承最广的文体。是新文学苑圃里一朵色彩鲜艳的奇葩。
郁达夫有句名言，“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但他给文人下的定义是：“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郁风先生认为，郁达夫给“文人”下的定义，只能说明郁达夫对“战士”一词的严格要求。郁达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五四潮落，郁达夫在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逐步成长。在他的人生经历与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真正文人的身影。
30年代，在白色恐怖中的郁达夫举家移居杭州，尽管身处逆境，但他还是写下了将近20万字的游记，在以纪游为重的山水小品中，他借游踪抒发感受，发表议论，如《钓台的春昼》、《感伤的行旅》、《扬州旧梦寄语堂》等，有时抨击时政，发泄感时忧国的苦闷，有时委婉曲折地表现抑郁的心境。这些作品虽然不免带有几分的伤感和忧郁，但是，我们或多或少地感受道了“鄙视官场，表彰隐逸”的传统知识分子最典型的品格特征和道德操守。郁达夫在生存困境中的这些热肠幽韵，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真正文人被阻厄的生命形式的转化。
郁达夫说：“文化人是识风浪的海鸥，我们要号吹在前，切不可悲歌在后。”在民族斗争的风浪中，郁达夫的“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转向”到了“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成为识风浪的海鸥，号吹在前的自觉的民主主义斗士。
抗战爆发，在历史浩劫和民族巨大的灾难中，郁达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民族斗争的狂风激浪中走出书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和文艺运动中。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文化人”的主张。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中国文士为民族为国家尽节的篇章：
他和鲁迅参加了上海人民抗日救国会和抗日反帝大会的劝募捐款，宣传抗日，与鲁迅、茅盾、周扬等13位作家联合发表《告世界书》，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声援中国抗日，他还和鲁迅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等，凡是有文化人参加的抗日活动，都有郁达夫的足迹。
郁达夫不仅积极地参加各项抗日社会活动，而且将自己的热血流泻于自己的笔端：
他积极主张摈弃旧嫌，完成国防，共同抗日，拯救民族；
他真实地叙写民国以来日本对华侵略的虐杀政策，无情揭露了那些所谓高等华人、社会名流、挂名学者高唱宏论的丑恶嘴脸；
他以凛然的正气，捍卫民族尊严。发表于此时的《日本的娼妇与文士》，无情地揭露了他交往甚久而又过从的朋友——他曾崇拜敬仰的日本自然主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佐藤春夫——在中日交战的关头，阿附军阀，背信弃义的丑态，把这种丑态比作是日本的娼妇；
他盛赞祖国悠久历史；介绍国内抗战形势；鞭挞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对周作人的附逆，张资平沦为汉奸都予以了无情的谴责和抨击；
这些抗战作品凝聚了一个真正文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一个以民族解放运动为己任，号吹在前，身先士卒，呐喊鼓动，以身许国的真正文人的身影；特别是晚期的杂文和政论，更渗透了一个真正文人对历史、对时代、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责任感。
1938年，郁达夫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旅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苏门答腊，他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与学术演讲，各类画展和演出开幕……都有他的身影；他办刊物，写政论、写杂感，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作家生活，国际国内文艺动态，抗战与文学……凡此种种都有涉猎。这些政论和杂感都以抗战为中心，写得犀利，击中要害，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为适合战时的阅读心理，他写得简练短小，客观公正，叙写平实朴质；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较为形象，具有很强的文艺性。
综观这时期的郁达夫，诚如郁风先生所说，“郁达夫文学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晚期，已不止是个作家，而成为一个以笔，以行动，以生命作投枪的战士。”是的，郁达夫以往脆弱的情感，幼稚的政治见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变得成熟坚强，他没有了以往的伤感，没有了以往的幼稚，特别是他流亡以后失去了工作和写作权利的情况下，他伪装商人与敌人周旋；为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断然戒绝饮酒；为保护战友和侨领侨胞，强行克制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风；在国破家亡的最后时刻，他还接济朋友战友，保释侨胞难友……
1945年8月29日，为了人类的正义与和平，郁达夫为国殉难……
盖棺论定，郁达夫是个有着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价值的人，郁达夫用自己的笔和生命谱写了悲壮的人生。但他毕生命蹇，不见容于中国社会。在一个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里，人往往被异化为失去主体性而充满奴性意识的训服工具。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他被误解、贬抑，他悲愤、郁闷、孤寂、困厄，但他挣扎奋进，坚持为新文学的曙光而欢呼，为生活在底层的民众鸣不平，为人类的正义斗争而狂呼，为反法西斯战争而洒尽最后的鲜血……这正是本世纪前后中外文化交流撞击中，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和人格观念上得到了觉醒和更新的结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文化培育下的封建士大夫的最大差异。这种历史的困惑，造成了郁达夫终生飘零潦倒的命运，以至于最后的以身殉国，但是，这更说明了他不仅是人生态度严肃、对生活对艺术有着真诚的热情和追求的作家，也是对人民对祖国怀有无限热爱和忠诚，充满历史责任感，而又重视个人节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智者，而且是强者、勇者。
郁达夫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真正的文人，是反法西斯战争英勇的战士。
郁达夫的精神，郁达夫的品格，是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在新一代知识分子思想和人格观念上觉醒和更新的结果。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形成和培育起来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一个民族的群体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体现，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总体精神。在民族的发展中，它以其独特的导向，凝聚、塑造、激励等多种功能发挥着特殊作用，有时能超越时空而成为变革的先导。郁达夫倾心于伯夷、叔齐、严光、陶渊明、文天祥、谢皋羽的高尚灵魂和品格，从先贤的身上承续了他们的重义轻利，先国后家，崇尚民族气节，捍卫民族尊严等等的优良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在时代的洪流中将之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纪念郁达夫，缅怀先烈的精神和业绩，一方面要牢记这场灾难，不让悲剧重演，而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承作先烈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当下，坚持弘扬民族精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当然，民族精神要适应时代演进的需要。凡是与时代契合的，如坚持民族气节，坚忍不拔的从道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格，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崇德尚义的价值观；文化中国的包容意识，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守成创新的进化观念，整体趋同的思维方式，自尊自爱、成圣成贤的人格追求，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以及崇尚节俭的生活态度、集体主义、爱国义主义的伦理道德等等，我们都应该继承和改造，赋予它现代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
陈其强，男，1942年生，浙江杭州市人。1962年毕业于浙江师范院中文系。现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浙江作家协会会员，专业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专著、编著有《郁达夫年谱》、《现代派文学在中国》，《走近郁达夫》(合编)、《郁达夫纵论》(合编)、《柯灵散文精编》(合编)、《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等。其中《郁达夫年谱》、《现代派文学在中国》、《郁达夫纵论》分别获浙江省高等学校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奖、浙江省人民政府奖和杭州市人民政府五个一工程奖。1989--1990应邀前往横浜市立大学、京都大学从事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历年开设课程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浙籍作家研究》、《郁达夫研究》、《日本文学与中国作家》、《现代派文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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