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记》中提出:“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维特根斯坦的命题旨在为思维,也为思想的表述划定一条界线,一条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
我们的思维是有限的,我们的语言同样是有限的。面对有形无形的世界,面对世界中的神秘非神秘,保持我们自身理智的清醒,对我们的已知保持一份谦逊,对我们的未知抱有一种敬畏,对我们探索未知的意愿,拥有一份理性的克制,不至于出现一种理性的自负与僭妄。关于教育,我们同样面临着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小而言之,教育中的个体乃是一个个独立复杂的生命实体,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全然把握不同个体成长的细微、幽深的奥秘,这意味着教育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对教育中的生命个体的必要的敬畏,那种动辄以理想、规范、高效的姿态来灌输、改造、教训个体,以及揠苗助长的教育方式,都可能成为个体生命中无法抹平的伤害。大而言之,置身于历史与现实诸种牵涉之中的教育现象本身同样是极其复杂的,教育的内在机理牵涉社会中的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绵延,牵涉现实教育中人千姿百态的生存方式。那种视教育改革与发展举重若轻翻云覆雨的姿态,都可能因高高凌驾于现实之上而遭遇坚硬的抵抗。
纵观时下林林总总的教育言说,许多时候我们都忘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其间可能有利益的介人,也不乏理性的盲目。就个体教育层面而言,诸如从出生开始就打出科学、高效的教育策略，把人的素质一一道出,并设计规范的训练方案;像爱、幸福感等个体生命之中的缱绻依恋,都成为技术化的教育训练流程;教育活动中师生关系的活生生交往也被置于模式化的视界之中。就整体教育而言,则是各种简单的、并被无限拔高的改革策略、方案的出台教育改革本身被意识形态化;各种理想化的教育理念简单地灌输于现实之中。什么都说,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宣称能说清楚,把教育的世界变成一个毫无迷魅的世界,对于教育生活,缺少一份必要的敬畏之心,这其中隐含的乃是教育中的技术主义倾向,其最终的后果很可能是教育中人的主体性的沦丧,也可能是教育意义的彻底埋葬。
面对教育,心中抱持可说与不可说和界线,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我们依然可以凭借我们的理智和探索的热情,尽可能地接近教育事实的真相,把握深层教育问题的脉络,以我们理智的诚实去展示、言说,不断地去接近教育的真谛,但并不想当然地认为教育的真理就在我们手中,从而对世界、对教育、对生命抱持一颗敬畏之心,在我们的教育言说中留有必要的余地。时下,有不少人试图把复杂性理论引入教育研究,这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引进复杂性思维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复杂性理论,否则,这种套用的结果恰恰可能是教育问题的简单化。在我看来,复杂性理论对教育思考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教育的思考本身就应该是复杂的,复杂性理论所表明的与其说是一种思维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思维的态度值对待教育现象、把握教育问题的态度。
王蒙曾这样说:“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确实,世界也好,教育也好,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简单,这需要我们更审慎地思考。历史上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不小,今天,我们应该能学会更多一份清明的理智和一种冷静的心态了。如此说来,凡把自己的教育理论、方案、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言称“学习的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称教育的真理在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发展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那言称教育改革如探囊取物般容易者,也许乃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改革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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