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人格”和“人性”，這是我關於“人”的思考的三個主題，也是我自己在“成人”的旅途中三個重要的驛站。
首先是“人生”。
什麼是人生？通常認為，人自從一生下地，便開始了他的人生。一般意義上當然也可以這樣說。但在我所體會的意義上，真正的人生是從一個人脫離家庭的庇護而走上社會的時候才開始的。當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人”，而不只是家庭的一分子，當人意識到他的處境同其他“人”沒有任何兩樣，他必須靠自己的雙手和頭腦為自己爭得在社會上立足成人的資格，這時候，他的“人生”就開始了。而在此之前，他的家庭生活、學生生活都只不過是在為他踏入人生作準備而已。
四十多年前，我初次踏上了人生的旅途，那年我十六歲。當火車啟動，載著我們一大批知青駛向那千里之外的都龐嶺山區時，我與同車廂的知青擺開“楚河漢界”，開始了虛擬世界中瘋狂的撕殺。我們在下棋、觀棋中消磨著旅途的無聊，有時歌聲響起來，激動起一陣狂熱的遐想，鐵路邊驚飛的大群麻雀消散在天際，有女同學在偷偷地啜泣。我那時年輕氣盛而單純，義無反顧，正好與當時充斥於社會的“革命豪情”迭加在一起，應和著“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歌聲的節奏。直到多年以後，我才把自己奔向人生的決絕從這種虛假的豪情上剝離開來，而這是很多老知青至今還未能做到的。回想起來，當時的那種決絕正是一個青年在面對自己人生的前途時極可寶貴而又極為正常的冒險精神，那裡面充滿著好奇、幻想和迷惘，略微有點感傷，但更多地是一種生命力的強烈衝動，它給我帶來一種走出家庭撲向社會的類似英雄主義的自豪感，和一種迎接生活的嚴峻挑戰時的激動。
在農村，我接觸到了中國社會的底層，並且自己就生活在他們之中，成為了他們中的一員。但我並不能、也並不心甘情願地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因為我是“知青”。甚至於，我有意讓自己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就是為了最終不讓自己僅僅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在漫長的10年知青生涯中，有三年是自己轉回到老家，主動放棄“知青”的身份處境，而和遠房親戚、農村青年打成一片的時光。我想看看他們的人生，並用他們的眼光來更深刻地體驗自己的人生。我對他們既有友誼和敬佩，也有憐憫和悲哀，有時還有憤怒。我深深體會到魯迅所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我決不能走他們所走過和必將重走的人生老路。但當時我沒有辦法把自己和他們區別開來，我知道，很可能我也將和所有的農民一樣，在農村娶妻生子，僅僅為了養家餬口而操勞一世。我唯一能夠和他們不同的就是我有思想。我開始領悟到，真正的人生就是反思的人生，沒有對人生的思考，人的一生和動物也就沒有什麼區別，人就白活了一生。我在很久以後讀到蘇格拉底的名言：“沒有思考過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感到深獲我心。
其次是“人格”。
我的獨立思考使我有了我的“自我”，正如笛卡爾所說的：“我思故我在”。在孤獨中，我看書，我記日記，我和同學寫很長的信，傾吐著自己偶爾冒出來的思想，併力圖將它們整理成“思路”。我日益精進，開始有了自己的“心路歷程”，自己思想的脫胎換骨。那時我在農村，天不管，地不收，沒有人關心我看什麼書，說什麼話，想什麼問題，也沒有任何人可以請教，只有書本。我完全是在自我啟蒙。每天的勞動是掙自己的口糧，同時也是練身體，以及體驗零距離的“生活”；而每天晚上的讀和寫，則是把這些體驗變成思想，變成靈魂的營養。就這樣，我形成了自己封閉的“人格”意識，即一個人的精神獨立性，他的物質性生存和肉體生存都是為了一個獨立的精神生活服務的。人之成人的標誌就在於他有一個人格，這個人格是他時時關注、著力打造、小心維護並堅持一生的，是他作為一個人存在的基礎。它給他提供主見、決斷、追求的目標和評價的標準，而不在乎外界的成見和眾人的關注。一個有人格意識的人是一個有個性的人，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和膽識；一個有人格意識的人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他分得清什麼是違背自己人生信條的，什麼是自己應該萬死而不辭的。 而他的原則經過反覆的獨立思考，是建立在他確信無疑的自由意志之上的，而不是未經思考由別人給自己安排停當的。缺乏獨立的人格意識的人在追溯自己的思想根源時總是喜歡說，我從小就受到誰誰的教育，懂得了什麼什麼道理；與此相反，我則是在反叛這些教育、懷疑這些道理中獲得了自己“成人”的經驗的，我的原則是我自己建立起來的，或者說，至少是我自己在各種不同的原則中自由選擇出來的。如今網絡“憤青”們缺乏的正是這樣一個過程，他們是思想上的懶漢，從來沒有懷疑過那些“天經地義”的東西，因而他們很容易成為某種現成勢力的玩物，或者打手。
最後是“人性”。
中國人自古以來把人性歸結為以家庭血緣關係為模式的等級名分（禮），而把一切違背這一等級模式的行為直呼為“禽獸”。從此以後，中國人便無法懂得把人與自然從根本上區別開來的標準和界線，因為血緣關係仍然不過是一種自然關係。中國人只是在自然關係內部劃分人與獸，因而並不能夠真正把人與獸、人性與獸性劃分開來。我們由此可知，為什麼中國人總是用對待獸的辦法來對待人了。正如魯迅所說的，
幾千年來我們是一個“吃人”的民族，我們不僅在肉體上慣於吃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總是將一切人性化的東西都吞噬無遺、化歸烏有。但我們對這一點並不自知，因為我們自恃有“五千年文明”，我們可以將一切吃人的痕跡都打掃得乾乾淨淨，裝飾得天衣無縫。惟有當我們在一百年前初次接觸到西方啟蒙思想的時候，我們才驚異於一個聞所未聞的嶄新的視野展示在我們面前，這就是西方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的視野。人本主義並不取消人的自然性或肉體存在，但它強調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在人的生存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是人的思想和精神追求對於人生的決定性的意義，是一切人類個體在普遍人格上的一律平等。這種人生境界是隻有當人已經具備了一定的人格意識之後，才能夠心領神會的。我在近30年前跨進武漢大學的校門的時候，已經初步具備了這種意識。又加之遇上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大量曾遭封禁的中外文史哲著作的解禁，一波又一波的最新國外思潮在最短時間內被翻譯出版，美學熱、文化熱、尼采熱、薩特熱、弗洛依德熱、海德格爾熱，向我們這一代幸運兒撲面而來，令人目不暇接：這些都提供了對中西人性進行比較的最佳條件。80年代的“新啟蒙”，以及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大討論，是中國人性論在理論上的一次巨大飛躍。正是在兩種不同意義上的“人性”的比較中，我開始意識到人類普世價值是不論哪個民族的人性所自然追尋而不可偷換的目標。所以在我看來，人性的話題就是中西文化比較的話題，它將在整個21世紀成為中國學術界或隱或顯的核心主題。本書不是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著作，而是多年來我的一些比較輕鬆的文字的彙編，其中有隨筆，有評論，有序跋，有短文，有論戰，也有幾篇比較長的論文，但都不算艱深。所有這些文字都圍繞著一個“人”的主題，並且展示了我上述有關“人生”、“人格”和“人性”的一些思考。再過幾天，就登上我人生滿60週歲的一個階梯了，我謹以此書作為我60年來人生之旅的一個紀念，並感謝促成此事的責任編輯陳進先生。
鄧曉芒，2008年4月2日，於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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