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四川宜賓筠連縣鎮舟鎮雲嶺村村民楊家珊，在抗擊白血病十年之後不幸病逝。
家境貧困的楊家珊生前抗擊病魔時曾受到大量社會愛心人士的資助，為回報社會，她決定捐贈自己的遺體用於醫療事業的科學研究。
經當地紅十字會聯繫，成都醫學院接收使用了其遺體用於教學。
老父親楊正貴對記者說，3年前捐獻時，曾有人當面向他承諾“用完了給你送回家來。”然後接走了女兒的遺體。
獨居深山的老父親在家裡等了很久很久，也沒見女兒回來，思念之下，在2019年4月幾經週轉聯繫到了成都醫學院，打聽女兒遺體的下落。
成都醫學院告訴他，楊家珊的遺體在為醫療事業做出貢獻後，已於2018年火化，骨灰暫存於成都醫學院，楊父可以自行來領取骨灰。
楊家地處深山，楊正貴家貧年邁，自取骨灰困難重重，他請求成都醫學院代為送還骨灰。
但成都醫學院的答覆是：
作為“教學科研機構，不具備將骨灰送回筠連老家的能力”“如果家屬不能及時領取，醫學院可以臨時保管”楊家實在是太貧寒了，楊父也實在是太老了，這件事就耽擱了下來，直到被媒體曝光後，引來了全國網友滔天的憤怒。
當初你們是怎麼有能力把楊家珊的遺體接出來的呀，現在居然連送回骨灰的能力都沒有了？
對於捐獻者包接不包送，這麼雙標，你們的良心不會痛麼？
遺體捐獻者為了人類醫學事業的進步，為了普通人的生命健康，犧牲掉自己所有的一切，卻換來這個待遇，這能不讓人寒心麼？
在中國，每一個醫學院的學生，都需要學習人體解剖課，尤其是立志於從事外科手術的醫學生，解剖課的成績必須非常好。
如果學習解剖課不認真，將來在病人身上劃錯一刀，那是要出人命的。
所以，醫學院對教學用遺體的需求非常大，因為每個遺體只能被供應教學一年所需，然後就只能被火化。
在醫學院，教師和學生都會堅決避免諸如“遺體”和“屍體”之類的詞彙，他們會統一稱之為“大體老師”，在正式解剖之前，要先鞠躬九次。
這些無語良師用自己的身體為這些醫學菜鳥打下了堅實的專業基礎，書本上講的再透徹，也不如實際上手操作一次更加清楚明瞭。
沒有這些遺體捐贈志願者，我國的醫學事業，將受到致命的影響。
按國際慣例，應該是4個醫學生共用一個遺體進行解剖。
但是在我國，遺體捐贈數量嚴重不足，這個要求根本滿足不了。
舉幾個知名醫科大學做例子，廣州中醫藥大學解剖課上大致是20-25人共用一具遺體上課；廣州醫學院則是15-20人共用一具遺體上課；暨南大學醫學院是10人左右共用一具遺體，均遠遠低於國際標準。
為何遺體捐贈數量如此之少？除了觀念落後之外，遺體捐贈現狀的種種弊端，也是很大的原因所在。
早在2016年上海兩會期間，上海市政協委員於晨就在提案中轉述了一位遺體捐獻者親人的遭遇：
捐獻者遺體火化後，其骨灰只是用一般的布袋簡單裹裝，沒有骨灰盒或小壇，致使當事人親屬在領會骨灰的歸途，手捧布袋，一路滲撒，車上、路上和手上均沾骨灰，親人目睹，無不悲從此來。
一名遺體自願捐獻者的兒子經歷了上述境況，十分心酸地感嘆：
“早知他們連個裝骨灰的小罐都不給，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我爸的遺體捐獻的！”於晨認為，現行條例缺失某些環節的具體規定，如接收遺體後應在何種條件下保存，遺體骨灰應用何類無滲漏器皿裝置等。
而在新修正的條例中，也並沒有規定受捐醫學院一定要送還骨灰，所以又導致了這次楊家珊事件的發生。
我國的遺體慈善捐贈事業剛剛起步，各種條例有所疏漏在所難免，但是不管是2016年的骨灰撒漏事件，還是2019年的楊家珊骨灰無法送還事件，都指出了一個無法忽視的現象：
現行慈善捐贈的工作人員，沒有從心底尊重遺體捐贈者，按章辦事，規定裡沒有的任務一點都不願意做。
這不是為人民服務，這是為形式主義服務，甚至是在遺體捐贈這樣的慈善事業中，也是如此。
捐贈遺體時受捐單位親力親為，直抵家門。等用完了之後遺體之後突然連一盒骨灰都沒能力送回了，居然還要家屬自取骨灰。
倘若連這樣莫大的善心都得不到足夠的尊重和保護，以後誰還願意無私的捐贈。
願意進行遺體捐贈的人，通常不求名，更不求利，他們只求尊重和認可，必要的儀式和崇高的敬意，這不是應該，而是必須。
哪怕規章制度沒有要求你這麼做，你也必須這麼做，這是慈善從業人員的基本職業道德和素養。
彼此之間多一點愛，世界會變得更美好，對大體老師的尊重，應該是發自心底的，而不是在行政力量和媒體的干涉下進行。
大體老師無私的遺體捐獻行為，為我們培養了足夠的合格醫生，我們還活著的每一個人，都因此受益。
而他們要的，僅僅是把自己的骨灰送回家而已。
願每一位大體老師，都能得到足夠的尊重。
願每一位大體老師的家屬，都會為他們的捐贈行為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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