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愛他，送他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送他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
1994 年，配合主題曲《千萬次的問》和這句頗具哲學意蘊的臺詞，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一時間風靡了世紀末遽變下的中國。
同一年中國還發生了另一件在當時看來並不顯眼，但卻足以改變世界的「小事」。1994 年 4 月 20 日，第一條 64K 國際專線接入中國。這意味著中國開始以一個國家的身份進入互聯網的世界。某種意義上說，媒介理論家 Marshall McLuhan 預言的「地球村」，在這一年邁出了一大步。
也是這一年，重慶男童肖戰才三歲。他更不可能想到，26 年後，《北京人在紐約》中的這句經典臺詞所描畫的場景於他而言依然如假包換。只不過，這次的重點不是紐約，而是互聯網。互聯網，既是天堂，也是地獄。蜜糖味兒的砒霜，讓頂級流量一夜跌落。
像眾多以日期命名的重大歷史事件一樣，「肖戰事件」被冠以了「227 事件」之名。對一百年後研究 21 世紀早期中國互聯網發展史的人而言，是喜是悲未可知。但至少，在事件發生三天後，面對部分網民的聲討，肖戰工作室發佈了自己的道歉聲明，表示（爭論）「佔用了一些社會公共資源，也給大家帶來了困擾」，對此深感遺憾與歉意。而稍作留心，你會發現不少明星名人如今已將「無意佔用公共資源」當作了一副百試不爽公關帖。在專業細分與社會分工日益複雜和精細的當下，這類官方聲明，往往出自專業公關團隊與權威危機處理專家之手。字斟句酌之後，「佔用社會公共資源」「給大家帶來困擾」成為了被畫圈的道歉重點。令我印象深刻的，上一次因為佔用公共資源被某大學教授狠批的明星事件，還是王寶強與馬蓉引的婚變新聞。本文無意為這些事件的對錯做裁判，但卻對這類道歉聲明和道歉的內容產生了一些困惑：名流的各類花邊新聞、粉絲間的黨同伐異、網絡社群的口誅筆伐，一系列由明星引發公眾關注的事件，真的應該被定性為佔用公共資源嗎？他們到底佔用了什麼公共資源？這類公共資源本來應該怎麼用？
社會公共資源，有三點內涵 —— 社會性、公共性、資源性。所謂「社會性」，在於它是經過社會化的生產與加工的，與煤、鐵、石油、太陽能、水之類的自然資源有根本區別；所謂「公共性」，在於它與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相關，不以張三李四的意志為轉移；所謂「資源性」，在於它的量是有限的，某種意義上說是稀缺的。由此，產生了人們面對它的三個核心問題 ——什麼是社會公共資源，誰來配置，以及如何配置。從傳統社會發展邏輯回答這三個問題，公共資源，最典型的諸如教育、醫療、交通、商貿物流。誰來配置，
作為社會契約執行主體的政府也是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主體。如何配置，遵循的原則應該是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之所以稱之為傳統邏輯，原因在於，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並不是只遵循一條主線前進，而是多維多元複合作用的結果。其中重要的一維，就是媒介環境的維度。在媒介環境學者眼中，人類始終生存於媒介所營造的社會環境與精神環境之中。無論是早期作為與神靈溝通工具的宗教媒介與藝術，還是中古時期藉以瞭解官方信息動態的邸報和進奏院狀，及至今日普羅大眾賴以維繫消費和娛樂的手機、電視、互聯網，都在建構和改造著人類生存發展的媒介環境，並最終與人融為一體。因而，媒介環境學家們斷言：我們是魚，都生活在媒介的汪洋大海之中。
互聯網的發展，特別是進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以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形態和新媒體、自媒體、社交媒體等新興媒體形態為代表的新一代互聯網，宣告著一個媒介化時代的到來。人類，正在由「媒介化生活」走向「媒介化生存」。也正是在這個大眾傳媒野蠻生長、造星運動狂飆突進、媒介消費亂象叢生的媒介化時代，「明星」才作為一個具有典型媒介特徵的群體登上歷史舞臺。媒介的造星功能更是在互聯網新時代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以至於在美國科幻小說《美國眾神》中，新興的媒體之神的擬人形象即酷似美國電視時代的著名女性瑪麗蓮 · 夢露 —— 香豔而又迷人。 因而，當我們再次討論社會公共資源時，媒介資源不僅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而且更加是注意力經濟時代的稀缺資源。當我們再來思考作為社會公共資源的媒介資源如何回答「三問」時，答案也勢必與傳統有所差異 ——媒介資源，說到底是信息增值所產生的的注意力資源，媒介資源的配置主體是大眾傳媒，媒介資源的配置形式是社會媒介使用需求的均衡配置。
繼續深入下去，媒介資源的核心內涵，在於它通過媒介這種信息傳輸和意義表達的載體，將互聯網時代浩如煙海的信息分門別類的配置到相應受眾的手中。因而，所謂的流量明星，如果從媒介資源的視角去看，不過就是大眾傳媒流水線製造出來的媒介產品，並通過媒體將這一產品送到各自的消費者群體心中。嚴格意義上說，這和網上訂餐平臺配送外賣沒有太大差別。 所以，明星的醜聞與緋聞，罵戰與撕扯，不僅是佔用了公共媒介資源，而且作為一種身份，或者職業，本身就是公共媒介資源的產物。更進一步講，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本身就是以佔用公共媒介資源為前提的。
說到這裡，明星公關團隊們所謂的「佔用公共資源」，基本可以判定為一句政治正確的廢話。那麼明星到底佔用了什麼媒介資源？又應該如何反思與道歉？回答這個問題要回到媒介的社會功能上。早期的「媒介」是作為人與自然，或者與自然的代表 —— 神 —— 溝通中介存在的。隨著技術進步和文明演進，文字、紙張等存儲與傳播工具的出現，使得媒介更多具有了文化和技藝傳承的功能。司馬遷在他的《史記 · 太史公書》中即表示，要將此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法國學者 Régis Debray 在他經典的《媒介學引論》中，也將媒介學的出發點定位於「研究技術和文化之間的關係，明晰傳承過程中的各種現象」，並將這種傳承明確為時間上的價值與知識在代與代之間的傳送。隨著社會形態變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媒介所具有的社會價值與功能得以進一步釋放。中國古代報紙的重要形態 —— 邸報，將官方報告文書以手抄報的形式在民間流傳，中世紀意大利地區的新聞紙，將各地的貨物價格行情與市場供需信息與商船一同送到各地。二者都體現了媒介在信息傳遞方面的功能演進。及至 19 世紀現代報紙產生並大規模流行後，特別是 20 世紀中葉，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媒逐步走向普及，以大眾傳媒為代表的媒介所具有的社會功能逐步完型。
之所以耗費筆墨說這些，原因在於媒介的社會功能實際上決定了媒介作為資源的配置與使用方式。無論是哪種功能理論，媒介資源作為社會公共資源的重要組成，至少要承擔輿論引導、社會監督、繁榮文化、推動進步的基本功能。因而，由此出發，明星所佔據的公共媒介資源實際上只應在文化娛樂版塊。如果明星要佔據公共媒介資源配置的更多領域，相應自然應該承擔更多義務。 直白點說，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威脅的嚴峻時刻，無論是大眾傳媒還是自媒體平臺，
作為整個社會的媒介資源，凝聚人心士氣、引導正面輿論、發揮媒體的監督職能，促進社會平穩運行和有序發展，這一切都遠比粉絲罵戰要重要的多。在一個不合時宜的時間，不分場合和輕重緩急的社群，錯誤地發動了所謂「保衛明星偶像」的行動，當然是佔用了當前最為緊缺、與公共利益最為相關的媒介資源。這一點，本就足夠引起作為公共人物的明星的反思與道歉。 更為緊要的問題在於，媒介環境並不是整齊劃一的方格，而是時刻變動的信息流、意識流。當藝人藉助媒介資源成為流量明星進入公眾視野，其所佔用的資源已經遠遠超出整體資源配置的文化版圖，而是延伸到整個社會領域。社會大眾自然會要求明星作為公共人物履行公共義務，發揮公共職能，扮演公共角色。
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道歉能否真正獲得諒解、危機公關是否真正有效的根本評價標準。相比不痛不癢的道歉，公眾更在意的問題是，一個依靠公共媒介資源成長起來的公共人物，在涉及到巨大公眾利益的時刻，能否展現和提供相較自身獲取的公共資源對等的公共義務。說到這裡，基本可以下個結論：明星佔用公共資源，尤其是佔用公共媒介資源，其實本來就是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的基本條件。真正需要向公眾道歉的地方在於，作為佔用公共媒介資源的公共人物，是否承擔和履行了相應的公共義務。如果沒有，甚至在關鍵時刻開倒車，那就不是簡單道歉能夠解決的了。 不論是文藝圈、公關圈，還是娛樂圈，公眾在意的不是你是否佔了我的資源，而是你用我的資源做了什麼，讓我得到了什麼。至於對曾經的頂級流量們而言，經歷過登頂的輝煌也必定遭遇過滑鐵盧式的慘敗。還是那句話，互聯網可以把人送到天堂，也可以讓人墮入地獄。
最近十年以來，中國的互聯網媒體本身也經歷一場天翻地覆的巨大革命，受此衝擊的，絕非僅是紙媒和電視臺，還有互聯網媒體本身。曾幾何時，門戶網站是中國最新的新媒體。而今，不過幾年輪迴，新媒體的王者已經幾度易主。對傳統媒體和他們所製造的媒介明星而言，來自新媒體、新流量、新網紅的衝擊與挑戰一刻也沒有停止並且必將越來越猛烈。這並不是他們本身的錯，真正的問題在於，互聯網媒介環境無時無刻不在變革發展。值得欣慰與期待的是，類似的事件與衝擊，對社會媒介環境與傳媒行業生態而言，或許是一次有益的嘗試。畢竟，如果流量明星們能夠對媒介環境多一些敬畏之心，對社會責任多幾分誠心正意，中國媒介環境也會早日告別野蠻生長，真正走向良性健康的媒介消費文化。
到那時，想必明星們也不必再為佔用公共資源而深表遺憾和歉意了。
編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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