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隋唐时期,山西的区域文明是如何发展到新高度的?

山西区域文明活力发、光芒四射的新的历史高峰隋唐时期,特别在唐代,山西区域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隋代北周统一全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隋朝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推行均田制,农民积极性得到提高,生产区域逐步扩大,山西汾河中游、涑水流域成为京师粮食供给的重要基地;山西上党地区“多重农桑”,“男子相助耕耘,妇人相从纺绩”;山西北部长城沿线,则继续实行屯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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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雁门关长城

在均田制基础上,隋朝通过“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等从地方士族豪强手中争取劳动力来发展农业,所以山西出现了粮食充盈的境况同时,隋朝发展引水灌溉农业,修复水利设施,隋初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复引瀵水(今山西万荣县)立堤阶,开稻田数千顷”;晋阳于“隋开皇六年(586)引晋水溉稻田,周四十一里”等,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隋代山西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外交和文学人才。河东人裴矩不仅是隋朝的重臣,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以及地理和民族问题专家。在隋代,裴矩主要负责隋北部和西部边境事务,其重点是推动西域各国与隋朝开展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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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矩剧照

为此,他多次来往于河西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招引胡商并引西域商队前往长安、洛阳等地贸易。在与西域交往关系上,他提出了“和平”的政策建议,即以中国的财富和威望来争取西域各部族首领和影响西域各民族,不仅促进了隋代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而且对唐朝对外邦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他还广泛收集西域各国政治经济、山川险易、君长姓族和风土物产等资料,完成三卷本《西域图记》,详述西域各国情况和贸易路线,并附地图和注记险要,成为了解和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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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古丝绸之路遗址

河东(今山西万荣县)人薛胄曾任职兖州,兴修水利,改造土地,开通淮河至海通道,被当地百姓称为“薛公丰兖渠”,后出任大理寺卿、刑部尚书,主管刑法,理刑实事求是,执法宽平相济,颇有政绩和声誉河东(今山西永济市)人赵绰先后任大理寺丞、大理寺正,以刑律为准,不以权徇私枉法,每每以事实维法,以生命护法,留下了执法不阿的清名。薛胄和赵绰对隋开皇年间的清明政治起了推动作用,留下了“胄断狱以情,而绰守法,俱为称职”的历史评价。河东(今山西万荣县)人薛道衡历经北齐、北周,与卢思道并为隋代诗人艺术成就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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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万荣县

现存诗作20余首文论8篇,不乏刚健清新精神,既有“绝漠三秋幕,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的粗犷之气,也有“飞魂同夜鹊,惓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的细腻之情,所以留下了“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的千秋评说。且薛道衡襄州任官时,为政清简,官吏百姓都感激他。隋代山西也留下了许多璀璨的建筑文化遗产20世纪90年代,山西太原出土了隋代的虞弘墓,其中雕刻图案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以及花草树木取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异域风情浓厚,艺术特征显著,有些画面表现出了祆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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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遗址

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反映中亚古国和东西文化交流最集中、最丰富、最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山西从魏晋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都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地区。大应特别说到的是隋末大儒王通,他精通儒学,蜚声教育,尝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王通是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河津市)人,是初唐著名诗人王绩的兄长以及“唐初四杰”王勃的爷爷。王通自幼即受家学,精习“五经”,年轻时即有“四方之志”,并刻苦读书,游历访学,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隋大业年间,王通隐居在稷山县紫金山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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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通绘图

在这里,王通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开坛讲经,传授其治国理政的思想。据记载,王通于山中“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王通过世后,其弟子把与老师的问答话语,编成了语录体的《文中子说》,简称为《中说》。从《中说》可窥见,王通在政治上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借以恢复王道政治;在文学上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在哲学上以“天人”关系为核心阐述其变革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西域图记》

·《文中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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