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裴玢的一生來看，使後人所懷念的不僅是他在維護唐王朝封建統治政權中曾建立的戰功，而是他晚年的政績。裴任職期間在政治上所採取的具體舉措，新、舊《唐書》中均未有明確的記載。但從字裡行間我們還是可以得到一些線索。《舊唐書·裴玢傳》稱道：“玢歷二鎮，但以公清苦潔為政，不交權幸，不務貢獻。蔬食蔽衣，居處才避風雨，而康庫饒實，三軍百姓安業。近代將帥無比焉。”
《新唐書·裴珊傳》則強調他“為政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獻”。在一千二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新、舊《唐書》中有關裴盼的這幾分褒讚，是難能得到具體的印象的。要認識“不交權幸”、“不務貢獻”、“為政嚴稜”、“公清苦潔”這些評語的分量，搞清楚它們的具體含意，還必須聯繫當時唐王朝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來考察。
先說“不交權幸”。權幸，指的是當朝權相、宦官。唐朝自天寶以來宦官擅權，吏治腐敗。宦官干預朝政始自唐玄宗時的高力士。此後，他們不僅干預中樞機要，而且還掌禁兵，監軍伍。宦官李輔國曾赤裸裸地對唐代宗李豫說：“大家（皇上）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裴玢在一生中，看到過唐肅宗李亨、代宗李豫的上臺得之於宦官的擁立，憲宗李純死於宦官之手。皇帝如此，更何況在朝的武將、文官呢！因此，任何一個地方大員要想保住自己的權祿、謀求高升，都必須“以饋遣結權貴”，交結權幸，投靠到宦官、權臣的門下。
裴玢反其道而行之，不交權幸，潔身自好，正表明了他對宦官專權、吏治腐敗的痛惡，也是他能做到“不務貢獻”的思想基礎。這在當時實在是一種難得的清明。再說“不務貢獻”。交權幸，求提攜，就必須“以貢獻固主恩”。什麼叫“貢獻”？“貢獻”就是要按時向皇帝、權臣納賄求寵。這一點，在唐王朝後期幾乎成了制度。例如唐德宗李適就以“斂財為務”。各地節度使知其貪財，遂以“進奉”、“貢獻”博取歡心。月獻一次稱“月進”，日獻一次稱“日進”。名義是獻的“用度羨餘”，實際是對勞動人民的額外盤剝。節度使如此，州刺史、高級幕僚也都照辦。
除了向皇帝進獻外，宦官、權相當然也是送賄的對象。地方官吏為了“貢獻”邀寵，沒有別的來源，只有以各種名目的租稅向老百姓橫加賦斂，勞動人民陷身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從唐末農民起義軍領袖黃巢聲討微文中提出的“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的主張，可以看到，當時貪財納賄“務貢獻”的風氣曾經給勞動人民帶來了多麼深重的苦難。在這麼一個從上到下、賄賂公行的社會里，裴玢能“不務貢獻”、“三軍百姓安業”、“倉虞府庫饒實”，真可謂是“潔身自好”、“出汙泥而不染”。
“為政嚴稜”，這是稱頌裴玢的又一個方面。“交權幸”、“務貢獻”的風氣使吏治腐敗。地方豪強利用各種手段逃避負擔、差役，與官府勾結一氣，把大量負擔最後都轉嫁到廣大農民頭上，農民只有逃亡或鋌而走險。基層役吏也往往利用權勢對農民進行掠奪，真所謂“一吏到門，百家納貨”。這些，也都是人民不能安居樂業的大患。裴玢“為政嚴稜”，正好說明了他敢於對社會上豪強惡吏的不法行為進行打擊。這樣做，自然相對地減少了勞動農民的負擔，緩和了階級矛盾，也有利於生產的發展。
至於“公清苦潔”，則是說裴玢清廉自守，剛正不阿，生活儉樸。吃的是粗茶淡飯，住的是簡陋的房舍，入朝進宮沒有什麼排場；妻子外出才坐竹轎，平常也只穿普通綢衣。這和當時一般的達官顯貴廣營館閣園林、窮治田莊、窮奢極欲的生活相比，是極為鮮明的。對裴玢的這些政績，唐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從維護自身的統治利益出發，在當時給予了褒獎。他死後，唐王朝立即贈封他為“尚書左僕射”（王朝內最高一級行政官員），諡日“節”，表揚他的節儉。新、舊《唐書》中還為之立傳，推崇他的這種精神。
閱讀更多 前方多艱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