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被称作好莱坞的“上帝”。
作为好莱坞近15年来最具权势的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这个名字，拥有许多响亮的前缀。
现代独立电影的教父，是两家知名影视公司的创始人，参与过制作和发行的电影中拿过超过300项的奥斯卡提名，手握70多个奥斯卡小金人......
但是这些名号将成为过往云烟，取而代之的是——“性犯罪者”哈维·韦恩斯坦。
历时3年的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一案，终于在3月11号判决，法庭判处哈维23年监禁。
意味着今年已经68岁的他，余生都将在监狱里度过。
在潜规则了众多好莱坞女星和公司女员工长达30年后，他终于被受害者们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扯了下来。
是谁在与“上帝”为敌？
哈维·韦恩斯坦这座“大厦”的倾倒，要从这些被他伤害过的姑娘们开始说起。
（以上图片只是部分受害者，
经过纽约警察调查，受害者多达百名）
2017年10月5日，《纽约时报》一篇披露哈维“潜规则”和性骚扰的报道横空出世。
数名与他合作过的女演员以及公司内部女员工，共同指控哈维性侵犯。
记者与受害者们在文中展示了大量证据。
包括对现任和前任雇员、电影业工作人员的访谈记录，以及法律记录、电子邮件和他所经营的米拉麦克斯公司和韦恩斯坦公司的内部文件等等内容。
文章刚刚出来的时候，哈维还开玩笑说，将用4千万搞定这些闹事的女人。
巧言令色地解释说，是自己的处事方法老派引起的员工不满而已。
他像往常一样很快出来否认事实，收买媒体，抹黑受害者。
这不是哈维第一次利用肮脏舆论来获取利益。
“大表姐”
詹妮弗·劳伦斯就曾在得奖的时候调侃：“感谢哈维帮我干掉所有竞争对手。”因为哈维，她成为了第一个90后奥斯卡影后。
早在1998年，哈维就非常熟练地在幕后操纵媒体，给自己的电影造势，以达到夺冠的目的。
先是砸了500万美元给《莎翁情史》做公关买广告，邀请知名影评人们一起吃喝玩乐开party。
花重金让女主角格温妮丝·帕特洛出席了每一场首映礼。
甚至还买水军抹黑竞争对手《拯救大兵瑞恩》。
最后，《莎翁情史》“终于”拿到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女主角也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被后人戏称“史上最水影后”。
买水军、发通稿、立人设等等现在娱乐圈常用的手段，都是当年哈维玩剩的。
但是这次，这些手段没能帮哈维阻止自己事业的颓势。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发出后第三天，他的弟弟就联手韦恩斯坦公司董事会，迫不及待地开除了哈维。
称他为“上帝”的梅姨，快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他的行为“可耻”，“无法原谅”，并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小李子、卷福、马特·达蒙、乔治·克鲁尼、凯特·温丝莱特、妮可·基德曼等等一众大牌明星们都抢着发言，先踩一脚再划清界限。
墙倒众人推，朋友，亲人，事业，全部清零。
他的名字再也不意味着“奥斯卡”，而是耻辱与犯罪。
其实在被媒体曝光之前，哈维的“潜规则”在圈内就不是什么稀奇事。
据说他的办公室有一个好莱坞人都知道的“红沙发”。
女演员都是穿着睡衣来他这里参加选角的。
作为韦恩斯坦案件中两名主要控告人其中之一的杰西卡，在法庭上自曝了自己被迫与其维持了数年“极度侮辱”关系的经历。
2012年底的一场聚会上，作为新人演员的她，认识了作为制片人的哈维。
哈维像个伯乐一样对她发出工作邀请。认识之后不久，便用面试和谈论剧本的理由，邀请杰西卡到酒店套房中。
一进房间后，他便抓住了Jessica的手臂并开始“试图疯狂地亲吻她”！
尽管杰西卡一直在反抗，并大声喊叫，但没想到哈维竟提出了更无耻的要求：
“你总得让我对你做点什么，我才会让你离开！”
无奈之下，杰西卡只能顺从哈维，以求解脱。
让杰西卡没想到的是，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之后哈维一直在找借口想约她出来，都被杰西卡拒绝了。
于是在2013年3月的一天，当时的杰西卡正与朋友们在曼哈顿的一个酒店下榻。
结果没想到，哈维也悄悄到这一酒店办理了入住，并强制要求她到其房间见面“谈公事”。
没想到这次在进入房间后，就直接被哈维摁在床上实施了强奸！
这些经历让杰西卡心力交瘁，她不得不离开好莱坞，转职为美发师。
结果韦恩斯坦依旧是没打算放过她。
8个月后，哈维直接找上门，大喊着“你还欠我一次”并再次对她实施了强奸。
这就是一位“上帝”的真面目。
以权力与金钱为筹码，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并理直气壮。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还被纵容多年，并且成为了好莱坞秘而不宣的“规则”。
就因为这些以哈维为代表的男性，掌握着女性们的“生杀大权”。
权力在握，为所欲为
这几年，先不说娱乐圈内动不动就爆出性侵的资深男演员、著名导演们。
就连一些知名公益人，知名媒体人，甚至教授、老师等等，都被纷纷被曝出，向女性无数次伸出“魔爪”。
在这些犯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性别直接和强权挂钩，带上了满满的压迫性和剥削性。
作为女性，只要身处社会，就不免受金钱、地位等等因素的压榨，沦为被权力支配的弱者。
在电影《玩物》中，我们可以瞥见残忍的一角。
在韩国的娱乐圈，艺人们都深陷在由资本家与政客织就的罪恶网中。
身处网中的女艺人们，若想要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广告，都得拿自己的身体来换。
有些人甚至在遭受了凌辱后，却什么也得不到。
深受其害的女性们无法挣脱这样的现状，也无力挣脱，也不敢挣脱。
因为在权力面前，她们都太弱小了。
最终，受害者想要解脱的路径只剩下一个——自杀。
这就是以张紫妍为原型的电影《玩物》要表达的无奈与现实黑暗。
很多人会说：这是韩国，这只是个例。
但实际上，性别强权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它无处不在。
智联招聘做过一次职场性骚扰调查，发现起码有40%的女性遭遇过办公室性骚扰。
我的朋友也经常跟我吐槽，他们老板会对女性员工的服装指指点点。
今天是A的裙子太丑了，当面建议A下次换个性感点的；昨天是B的衬衫开太低了，公开评论其胸好大。
而比起这些直接的恶意，还有一些歧视和恶意更是包在“善意”的糖果纸里，让人防不胜防。
因为你要结婚了，于是你辛苦大半年的项目，要被上司用“关心”，转交给能力远不如自己的男同事。
这些关心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性别剥削。
没有人会对男性们说：你要娶媳妇了，要不然你的项目就先给A君吧。
他们只会说，要成家了，要努力工作，这个项目你来试试。
而这些，是女性必须打破头都不一定能得到的生存空间和工作机会。
可男性们可以凭借自身能力，有尊严地获得。
但到了女性身上，即使你是工作到头秃，凭本事做事，还是会被架空，被安放到某种你不想走的捷径上。
这就是为什么波伏娃说——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
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
著名主持人柴静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只是讨厌屈服》。
她在文中提到了一个人：“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
帕克斯是上个世纪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
1955年12月1日，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
那个时候的美国南部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
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公交上人很多，白人位置已经被坐满，于是有白人男子向在灰色地带就坐的帕克斯让座。
她拒绝了。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于是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到当地警方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她所在城市长达三百八十五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
运动发起者就是那个“I have a dream”的马丁·路德·金，只不过当时他还不算出名。
这场运动最终推动了1956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
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尽管帕克斯的斗争是为了推倒种族歧视，但用于解读今天的性骚扰、性侵事件，依然有所启示。
哈维的最终定罪，要感谢6名出庭指控他的女性——米丽亚姆·海莉、杰西卡·曼、安娜贝拉·塞乌拉、道恩·邓宁、塔拉·伍尔夫和劳伦·杨。
以及第一批站出来指控哈维的女性们。
是她们赌上自己的未来和生活，扛着蜂拥而来的“荡妇羞辱”，将伤口一次次地撕开，坚定地指正侵犯者。
否则性侵害将永远难以被社会所正视，对于女性的那些轻蔑言论也不会被人所唾弃。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说：
“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
每一次发声虽然不一定有回声，
但是谁又知道，现在撬动“偏见”大厦的小小支点，不会成为未来推倒权力大厦的开端。
因为，尊严与人权，不是可以被权利碾压的存在。
虽然很想要这份工作，但我并不想和猥亵我的人一起工作，我的简历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虽然我很想毕业，但我不想通过出卖身体和尊严，我的脑子一样可以让我毕业。
虽然我结婚了，但是有没有老公，生不生孩子，和我能不能升职无关，只跟我的能力挂钩。
女性的选择权不仅仅在于被选择，也在于能够主动选择。
这是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权利。
女性主义，从来没有要求要赢过男性。
而是寻求一种平等与尊重：
不再被当做附属品，不容忍尊严与人权的被践踏。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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