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教育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先声。洋务派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迫切感到培养新型人才的迫切性，从而开始着手于新式教育的实践。也正是因为这种现实的迫切性，导致洋务教育的发展虽然有一些计划，但并没有像样的规划和长远的战略目标。
在这些迫切需要中，翻译人才的培养则首当其冲。翻译，当时被称为“通事”。翻译人才的培养与使用，起初仅仅限于对外交涉中的翻译人员，随着洋务事业发展，更多的译员被用于对社会政治等方面书籍的翻译。
一、京师同文馆与上海广方言馆、广州方言馆
这方面的尝试首推京师同文馆和随后设置的上海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是在前有的俄文馆基础上扩大规模而来，最早增设英法文馆。英国人包尔腾和法国人司默灵是最早的洋文教习，为方便教学，在每个馆都设汉文教习。
上海广方言馆是在李鸿章的奏请下成立的，时间在1863年3月，比京师同文馆稍晚。上海广方言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金楷理等为外文教习，兼教授数学。1870年，广方言馆移附于江南制造总局内书院，成为该局翻译馆的核心。广州方言馆则在1864年7开馆。
此类同文馆性质的新式学堂，除了上边提到的上海、广州两处之外，东北珲春也在1887年3月设立了“翻译俄文书院”。因为此地与沙俄接壤，交涉事务较多，所以其设置亦属因地制宜。
1887年，台湾府设立西学馆，其他一些地区也设立过类似的学馆。这些后续设立的学馆大多主学西方科技，外语学习倒是副业，与同文馆性质并不相同。
此处有两个问题需稍加说明，一是，京师和广州同文馆以招收满族八旗子弟为主，上海的招生范围则更广；二是，京师同文馆自增设天文算学馆后，开始从具有科举出身的低级官员中招生，其实，李鸿章此前在上海就做过类似的尝试。可以说，这些举措对中国旧式官员考试选拔制度产生了一定的松动。
二、留美幼童与官派留欧生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近代学生官费留洋与他有直接关系。因为在后续的连载《西学东渐》中将辟专文介绍此人，这里就暂不展开。只简单介绍与本专题有关的内容。
1870年，曾国藩奉旨处置天津教案，当时就是由容闳担任翻译。他趁此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了自己官派学生出洋留学的建议，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和支持。
今日京张铁路的关沟段
同治十年七月初三（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与和自己对调了总督职位的李鸿章会衔具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在这道不足2000字的著名奏折中，二人详细提出了幼童留美的建议和10条办法。根据二人的建议，选择十三四岁到二十岁，有些中国旧学根基的少年到美国去学习。计划在4年中每年派30名幼童，4年共120人。幼童到美国后，先学习中小学基础课程，学业合格再入大学。其中特别优秀的可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即入陆军、海军军校。学习15年左右回国时刚好30岁上下，正是报效国家的好年纪。根据曾李二人的测算，这些官派留美学生“每年驻洋薪水、膏火等费，约计库平银六万两，以二十年计之，约需库平银一百二十万两”。
这个建议最终被朝廷接受。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幼童三十名从上海登船赴美留学。这一天，距曾国藩去世正好5个月。
9年后，120名留美幼童，除先期因违纪被遣返的9人、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人外，其余94人于1881年分三批被遣返回国。至此，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这是后话。但其中大多数后来成名成家，其中的佼佼者，如，詹天佑（京张铁路设计者）、唐国安（清华大学校长）、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唐绍仪（民国首任国务总理）……
考虑到幼童出洋不仅花费更多，且小孩子“易染西洋习气”，清政府逐渐把留学人选放到已经成年，且外语和科技知识基础比较好的人身上。时间则缩短到3-5年。基于这些考量标准，左宗棠创立的马尾船政局所设学堂培养的学生成为了首选。
光绪三年二月初十（1877年3月31日），由船政局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带队，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随同，共带领30名学生赴欧洲留学。其中，郑清濂、罗臻禄等14名制造学生，裘国安等4名艺徒，共18人赴法国学习制造业；刘步蟾、林泰曾等驾驶学生12名，赴英国学习轮船驾驶。
后来成为北洋水师核心人物的刘步蟾感慨道：“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求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
赴欧学生一共派遣了三批，这些学生学成归国效力，在军事、实业、外交和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批赴英留学的学生中，就有后来名头如雷贯耳的严复。我们也将在后续的连载《西学东渐》中专门介绍此人。
三、实业学堂与陆海军军校
与派员出洋留学相对应，洋务派更加注重在国内培养人才，他们为此兴办了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新式学堂——实业学堂。这类学堂的课程多涉及民用，如，电报学堂、实学馆、矿务学堂、铁路、商务、医学等等。
最著名的电报学堂当属福建巡抚丁日昌1875年设立的福州电报学堂、李鸿章1880年设立的天津电报学堂和左宗棠1882年设立的南京同文电学馆。这些学堂主要培养电气人才和电报员。在电报业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中，这些专门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
专注于专门人才培养的实学馆，首推首倡于刘坤一、成就于张树声的广州实学馆，开设时间是1880年。广州实学馆不同于广州同文馆，后者只学外文，且学生皆为旗人子弟，而前者则注重机械制造、船舶驾驶等专业技能的培养。此外，还有稍后设立的吉林表正书院和台湾设立的西学堂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张之洞1893年在武昌设立的湖北自强学堂，开设外语（当时称“方言”）、算学、格致和商务四门，专门培养外语、科技和商务人才。湖北自强学堂即是如今享誉全球的武汉大学之前身。
出于军事层面的考虑，晚清也开始出现带有实学馆性质的专业军事院校。上文提到的广州实学馆就在1887年经扩建而改组为“广东水陆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的学生全部是在原广州实学馆或福建、天津新式学堂中已经初步掌握了外文、算学及其它一些科技知识的学生。他们在此继续学习两年，就能根据具体专业派到海军或陆军中服役效力。同时，还给予学生们科举方面的出路，这进一步吸引了青年才俊的加入。
刘公岛
洋务运动中的专业军事学堂里较有规模的还有威海水师学堂、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和南京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设立于1889年；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由醇亲王弈譞于1887年奏请“归复旧制”，地点就是今天颐和园的昆明湖。不过，这个学堂确真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弈譞此举可谓一箭双雕：其一，借在昆明湖畔建设水操学堂，名正言顺地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建造颐和园；其二，为老佛爷修好颐养天年之所，在老佛爷结束“训政”后，顺利“归政”给自己的亲儿子光绪帝载湉；南京水师学堂由当时代理两江总督的沈秉成创立于 1890 年。
在这些军校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设立于1880年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的创办人还是李鸿章。起初，因为北方地区风气相对闭塞和津贴过低，招收的学生数量较少，且生源质量较差。后经增加学生津贴和修改《章程》，学生经3年学习，在外语、算学、电气、光学、机械和化学等方面也积累了一定基础知识，可谓颇具成效。
洋务运动的成败之辩
洋务教育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声，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尽管这些人身上仍有着旧式士人的深深烙印，但他们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精通外语，熟悉外国情况，使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能力大为提高。
这些新型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涌现，在近现代中国的军事、外交、文教和工商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京师同文馆为例，1879年该馆毕业生在驻外使馆中充任译员、秘书、参赞之类职务者有14人，1885年增加到21人，甚至到了1939年，在外交界担任高级公职的同文馆毕业生仍有6人。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思想和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无不受其影响。
平心而论，洋务教育开一代风气，打响了颠覆旧式传统教育的第一枪。向国人展示了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天地，奠定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基础，可谓功不可没。
我个人认为，就洋务运动的成败，抛开其他不谈，仅以洋务教育而言，也不能定义为失败。
我发现，2017版部编《中国历史》教材八年级上册中，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第22页）而在此前的2006年版中，教材是这样评价的：“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中，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第2版第30页）
这一修改，我个人觉得是英明的！
恭亲王奕䜣在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七（1862年5月25日）的奏折中有这样一段话：“区区下忱，局外不能尽知，臣等亦不必求人之知。惟冀与内外大小臣工同心戮力，协恭和衷。矢卧薪尝胆之忱，筹富国强兵之策。一二年后，将各省贼匪悉行扫荡，俾普天率土重庆升平，则海外幺蛮自必不敢轻视。譬人之身，正气充则邪自不入矣。惟有于要求无厌之中，设法稍加抑制，使之暂得相安，不致别生枝节。俟中国元气稍充，再图控驭之策。所谓能自胜乃能胜人者，此也。”【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526-527页】
“能自胜乃能胜人”，这句话说得好。很多重大成就，都是好多代人积累相加的努力才最终达成的。当我们看到先人的努力，即使他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没有达成目标，也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尊敬……
康涛
2020年3月23日于北京无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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