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城市人口膨脹，會導致城市作為軍事堡壘的實際地位？

考古資料為我們推測鄭州商城、殷墟等都邑的經濟活動，提供了一些依據。到春秋戰國時期，文獻中關於城市經濟生活的描述，已相對豐富。從記載可知，當時甚至已有少數城市，主要由於經濟活動而聞名於天下，如陶與衛等。蘇秦描述齊國都城臨淄市容，最為典型：

“臨菑之中七萬戶，……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此語雖出自縱橫家之口，不免誇張，但據此看來，臨淄已超越純軍事性城堡或政治性都邑階段，成長為完全意義上的城市。

​我們有可能進一步來分析它的基本特性：其一，根據城堡—都邑城市這樣的發展脈絡，可見從本質講中國古代城市是從政治軍事型聚落基礎上成長起來的，直至已產生“真正”意義上城市的春秋、戰國時代，各城市的城區結構無不呈現以政治、軍事、或禮儀功能為主的特徵。考古資料表明，當時各主要城市由於人口膨脹，不斷擴展城牆以包裹實際擴展的城區，形成多重城牆，呈現城市作為軍事堡壘的實際地位。如鄭國都城有三層城門，城外卻仍有南里。宋都商丘、魯都曲阜等都添置有外郭。現存春秋古城遺址，都可見有大量土臺基地，散佈在城區較為中心的部分，幾無例外。

由其建築遺存判斷，當是宮室宗廟。核對文獻，春秋都邑中這種土臺也不少。例如魯昭公伐季氏，季平子“登臺而請”，此臺當是季氏最後還可據守的地點。可見高臺有其軍事上的重要性，也適足顯示都邑的政治性。這一以政治功能區為核心、築郭守衛以呈軍事堡壘外貌的特徵，將在中國古代城市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其二，從數量與佈局上看，西周初年的大分封與春秋戰國之際郡縣制的確立，是古代城市成長兩大決定性的推動因素。區域控制的需要促使各地建立起一批或大或小的政治性聚落，城市的總量顯著增加，而且使得各不同區域間城市的數量雖不可能完全平衡，卻呈現了明顯的與人口數量存在某種聯繫比例的現象。

這是中國古代城市作為國家控制地方政治據點特徵的直接表現。其三，如前所述，正由於這種作為控制地方政治據點的城市之佔據要津，並具有聚集經濟要素的權力，城市之政治功能與經濟功能大多合二為一。至少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之內，實際上並不存在純經濟意義的城市。反之，缺少經濟功能的都邑則為數不少。也就是說，政治功能與經濟功能的合二為一，在總體上呈不平衡狀態。這主要是因為政治功能由於控制地方的需要而呈“平攤”狀，經濟功能的形成，則有賴於一定的經濟要素作為背景，而這顯然是不平衡的。區域經濟發展水準與都邑所處的地理位置，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兩個要素。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部分城市的經濟功能十分顯著，“車轂擊，人肩摩，連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如陶、衛、臨淄等即是；另一些城市的經濟生活則十分沉寂。一般而言，經濟功能顯著的城市在政治功能上也常常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為國都或區域性的政治中心城市。鑑於此，對當時城市經濟功能的分類，也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以上分析告訴我們，由起源發展史所賦予中國古代城市的基本特徵，謂之兼具政治、軍事性城堡與商業市場的雙重性，最為貼切。公元前221年秦帝國建立後，廢除封建，推行郡縣制，從而在全國各地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政治城市體系，以作為帝國對地方實行政治控制的據點。

漢承秦制，進一步確立了郡、縣兩級政治城市格局。秦初設郡三十六處，至秦朝末年，分析增至四十九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至西漢末年，共設郡國一百零三處，縣一千三百一十四處。後世各朝，郡數多有增析，縣數則基本維持秦漢規模。西漢始設作為監察區的十三部州，後世不斷增置，東晉南朝時更甚。隋初省罷諸州，後又改州為郡，唐復改郡為州，從此州郡連稱，州成了與郡同一等級的地方行政區劃。由於歷代增設州郡，一般都採取由縣升格的辦法，縣與郡共治一城，所以行政城市的增設，主要表現為增設縣邑。

比較兩漢、隋唐與宋代州郡縣邑之數，宋代縣數似少於前代，不過宋朝國土面積相對狹小，它實際設縣的數量卻較前代有所增長。例如與西漢相比較，大體講，西漢王朝所轄交趾刺史部的日南郡五縣、九真郡七縣、交趾郡四縣，涼州刺史部一百一十五縣，幽州刺史部一百六十二縣，幷州朔方刺史部的朔方郡十縣、五原郡十六縣、西河郡三十六縣、雁門郡十四縣、代郡十八縣等，共計三百八十七縣並不在北宋國土範圍之內。

所以北宋共計比西漢末年增設了三百零七縣。這些縣邑，基本都是在從南朝到唐朝五六個世紀內增設，且主要集中在人口增長較為顯著的東南等地。如浙東的明州地區，西漢設鄞、鄮、句章三縣，屬會稽郡，到唐廣德二年，這一地區已設一州（明州），轄五縣（鄮、慈溪、奉化、翁山、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