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突發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了嚴峻的挑戰。疫情無國界，輿論卻會引導風向。此次疫情中，部分美國保守媒體通過有偏向性的新聞報道與評論，顯露出對中國固有的偏見，將這場突發的公共衛生危機與人道主義災難，引向了針對中國的國際輿論戰。
一、美國媒體對中國疫情報道的負面傾向
在關於中國疫情的相關報道中，《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相對活躍，幾乎每天都有一篇相關文章。根據付費訂閱《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的華裔作者總結，截至3月上旬，在共計50篇關於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的社評中，66%的文章為負面報道，32%的文章觀點尚且中立，持正面積極觀點的文章僅有1篇。整體而言，對中國疫情偏向負面報道的行為主要集中在美國右翼保守媒體，他們與右翼政客之間往往保持聯繫。《紐約時報》這類非傳統右翼媒體，基於“反華”的“政治正確”也參與其中。
（一）抹黑中國形象
2020年1月下旬，在得知中國新冠病毒蔓延的消息後，美國一些右翼保守的媒體人與政客立即以疫情的暴發蔓延為由對中國進行抨擊，試圖妖魔化中國政府，抹黑中國國際形象。在美國社會，謠言與種族歧視比病毒傳播得更快。右翼保守派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媒體人安·科特（Ann Colter）最早在推特上稱國會沒有禁止中國人進入美國，以阻止“殺死美國人的新冠病毒，應受到譴責”。與此同時，另一位極右翼的保守派評論員納什·林伯（Rush Limbaugh）也誣稱新冠病毒為“中共病毒”，並要求特朗普政府馬上禁止中國人入境美國。美國國會眾議院少數派領袖、共和黨議員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近日也在推特上以種族主義的口吻將“新冠病毒”說成是“中國冠狀病毒”。而一些美國共和黨的政客和保守派媒體人，都曾公開使用過“武漢病毒”或“中國冠狀病毒”這樣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名稱。3月1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仍然在推特上錯誤地將新冠病毒肺炎稱為“中國病毒”，直至23日才糾正。美國政客堅持用這種稱謂的原因，乃是其試圖將病毒起源歸咎於中國的邏輯。
除上述借病毒起源抹黑中國之舉，還有一些媒體以種族歧視、辱華的方式詆譭中國。2月3日，美國保守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學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華爾街日報》頭版發表專欄文章，詆譭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努力，將新冠病毒疫情的暴發與蔓延歸咎於中國，並稱中國經濟會受新冠病毒的打擊而一蹶不振。報社編輯還為文章加上了《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這種帶有明顯種族歧視色彩的標題。3月2日，福克斯新聞電視臺主持人傑西·沃斯特在其脫口秀節目中，更是一再指責“病毒的確來自中國”，並要求最早出現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中國道歉。事實上，類似沃斯特要求“中國道歉”的說法，在美國保守媒體中不乏附和者。他們宣揚“中國道歉論”的真正目的在於試圖模糊輿論焦點，從而在全球範圍內形成孤立中國的反華浪潮。
（二）攻擊中國政府治理能力與政治制度
美國媒體在疫情暴發初期就開始批評中國政府初期疫情防控不力，進而引申至攻擊中國政府治理與政治體制。《紐約時報》曾聲稱“現在的中國‘如中世紀的歐洲’”。該報“新新世界”專欄作者袁莉2月5日發表的《新冠病毒危機暴露中國治理體系的失敗》一文通過批評中國政府初期瞞報疫情,“打壓吹哨人”，認為“中國政府治理愈發剛性”，信息渠道不暢，官員推諉不負責。文章整體看來充滿情緒卻缺乏嚴謹的論證。另一些類似文章則不斷渲染武漢官員在應對疫情不力方面的表現，通過攻擊個別地方官員失職進而醜化整個中國政府形象。
在中國抗疫取得初步成效後，《紐約時報》3月2日刊載發表的《中共展開宣傳攻勢，塑造全球抗疫領導者形象》一文則將中國向國際社會分享抗疫經驗的舉措歪曲成“一場宣傳運動”，並援引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亞洲研究負責人易明（Elizabeth C.Economy）的話說：“中國的治理系統在未能及時應對方面負有的責任，將面臨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審視和批評”。這一論調與美國右翼官員不斷汙衊中國未能分享疫情數據、信息不透明等論調一致，但與事實相去甚遠。《華爾街日報》3月9日刊載的《這場疫情是如何開始的：中國應對新冠初期的失策》一文認為：“從出現第一批感染者起，中國犯下了一系列錯誤。政治領導人遲遲未將風險公之於眾，也沒及時採取堅定的防控措施，疫情因之加劇。”這種論述其實只不過是重複著美國右翼政客與保守媒體責怪中國防控不力的老調，與另一些指責中國防控措施過於嚴格的文章自相矛盾。
上述攻擊中國政府治理體系的文章一般停留在表面化與宣洩性的文字上，缺乏邏輯上的嚴謹與合理，真實目的在於否定中國政治制度。事實上，在疫情防控中，中國治理體系很快激活並高效運轉起來，向國際社會展現了一場教科書式的疫情防控戰略。
（三）唱衰中國經濟
2月15日，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在接受《福克斯商業新聞》採訪時表示：中國疫情危機“將有助於加快北美就業崗位的迴歸”，其幸災樂禍的言論得到部分右翼媒體的附和。《華爾街日報》3月9日刊載的《新冠病毒疫情之下中國出口大幅下降》一文唱衰中國經濟說：“中國今年頭兩個月的進出口同比驟降17.2%，原因是新冠病毒疫情以及防控措施擾亂了生產和運輸，並且對全球供應鏈造成衝擊。中國1—2月出口額同比驟降17.2%，扭轉了去年12月同比增長7.6%的勢頭，同時創下近一年來最大降幅。”
美國媒體唱衰中國經濟其實有其特殊的利益動機。美國白宮主管貿易和製造業政策的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近日表示美國應該抓住新冠疫情這個契機，敦促包括藥廠在內的美國工廠撤離中國，更深入和徹底執行“美國第一”的口號。美國保守媒體唱衰中國經濟的目的，與此類鷹派政客相似，試圖在世界產業鏈上打壓中國，促使美國與中國脫鉤。早前在中國抗疫最艱苦的時刻，美國政府就落井下石，再次發起對中國芯片、5G等領域的科技戰，根本上都是在踐行美國鷹派政客的“脫鉤”思路。然而，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美國政客的這類“脫鉤”設想不僅不切實際，而且將會對世界各國人民產生災難性影響。在疫情陰影下，世界經濟不容樂觀，各國亟待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展開抗疫合作，防範經濟危機，若美國繼續自私自利地執行所謂“美國第一”的政策，最終將導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二、美國保守媒體對中國疫情負面報道的原因
（一）固有的反華立場與對華偏見
借疫情報道抹黑、攻擊中國的美國保守媒體，往往持有固執的反華立場和對華偏見。正是媒體本身的偏見與預設立場，影響了報道的中立性與客觀性。當前疫情在全球擴散，比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他國疫情防控，國際社會得出中國整體抗疫戰略正確、社會動員能力強、政府執行與管控效率高、政治體制具有優越性的結論，輿論界亦不乏感謝中國抗疫為其他國家爭取了寶貴的準備時間。美國保守媒體牽強附會地攻擊我國政府治理與政治制度，只不過證明了其反華並持固有偏見的真相。正如《反華報道借疫情老調重彈，這是西方主流媒體的恥辱》一文所指出：在面臨人道主義衛生危機時，與世界各地富有同情心、有愛心的普通人所期望的相反，一些美國保守媒體和右翼政客實際上是傳播了他們關於中國的政治化、仇外、偏執和種族主義的信息，“而這不是文明社會和客觀媒體應傳遞的信息”。
（二）自身定位與結構
美國媒體相對獨立，採取市場化運作。受付費訂閱商業利益驅使，在內容上也會迎合受眾的口味。作為政府行為的輿論監督者，美國媒體偏好挖掘黑幕與負面新聞，對政府多呈批評態勢，再加上每逢大選，媒體往往捲入政黨鬥爭，從而形成了毫不留情批鬥“對手”的文化慣性。因此，美國保守媒體執著地批評中國政府，這種“自由”對它們而言似乎不成問題。秉持“揭發黑幕”的理想信念，美國媒體業發展迄今已相當成熟，大部分主流媒體仍然堅持客觀、獨立、公允的“黑幕揭發者”精神，但在這次關於中國疫情的報道中，部分保守媒體顯然已喪失了傳承“黑幕揭發運動”的獨立精神，反而淪為右翼政客的喉舌與黑幕的臆造者。
（三）受美國對華戰略的驅動
近年來，鑑於美國社會出現的右翼民粹主義思潮，加之中美貿易衝突等問題導致雙方關係緊張等原因，被認為是美國“戰略競爭對手”的中國在右翼政客與保守媒體的詆譭下，國家形象不斷下滑。在此背景下，“反華”成為媒體的“政治正確”。因此，在這次疫情向海外特別是美國擴散的過程中，部分保守媒體不移餘力地抹黑中國。儘管保守媒體針對中國的抹黑、攻擊性文章呈上升趨勢，但其並不能完全左右美國媒體的輿論風向，大部分主流媒體在相關問題上並不認可保守媒體的偏向性報道，它們大多數仍然秉持相對客觀、中立的媒體精神。
三、結論與建議
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生以後，中國政府採取了堅決有力的措施對疫情進行科學有效的防控，並同各方保持密切合作，分享疫情數據、信息以及抗疫經驗，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在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成效之時，中國更應保持定力，打贏疫情防控中的輿論戰。
一方面，全面梳理美國媒體在疫情方面的新聞報道、評論與雜誌文章，特別是根據美國保守媒體借疫情發起對華輿論戰的原因、方式、特點、策略與目的等，抓住此類媒體文章論述的邏輯漏洞，開展具有針對性的批判。另一方面，美國國內輿論呈現多元聲音，不同意見相互制衡，右翼政客與保守媒體過於偏激的反華言論並未佔據主流。中國可通過與包括美國智庫學者在內的多元輿論渠道加強溝通，並作為制衡美國社會極端反華言論的力量，靈活引導美國智庫學者發出理性聲音，傳遞真實信息。
（作者系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馬來西亞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鳳凰導報》專欄作家）
原標題：【戰“疫”說理】失衡與偏向：美國負面報道中國疫情的傳播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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