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0年，秘魯自由戰士Tupac Amaro在領導一場反抗西班牙人的起義中被害，傳說他死後變成了一隻山鷹，永遠翱翔在安第斯山上。民歌“EL Condor Pasa”就基於這個故事，秘魯人民用它來唱出對自由和生命力的嚮往，後來Paul Simon重新填詞，使之傳遍世界。這首歌的名字直譯過來就是“雄鷹在飛”，其中帶有神秘氣息的曲段歌頌印加古國的神秘遺存，激揚的曲段召喚那些為國捐軀的英靈回到馬丘比丘之巔，憂傷的曲段發出人民對英雄犧牲的嘆息，歡快的曲段歡迎英靈的迴歸。
1991年，霍亂疫情在拉丁美洲肆虐，這是人類歷史上的7次霍亂大流行之一。據統計，僅秘魯一國就有336554人染病，3538人因此死亡。作為秘魯霍亂的親歷者，秘魯人麥高（Michael Zárate）深知疫情的危險，但在國內新冠肺炎最嚴重的時期，他選擇與中國的朋友們並肩戰鬥。麥高記錄下了他每日的生活，講述了這樣的北京：“這裡並不可怕，雖然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不會改變我們和中國的關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寫文章，把很多媒體沒有談及的那些默默奉獻的無名英雄們的故事寫下來。”
生命中的一天
[秘魯]麥高
早晨6點
消毒水的氣味又出現在生活中，帶我回到了1991年的2月。那一年秘魯突然暴發霍亂疫情，差不多3000人因此喪生。我和家人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歲月：沒有飲用水，常常斷電，恐怖主義盛行。那個月，媽媽教我們用消毒水清潔整間屋子，也告誡我們喝水前記得滴兩滴在杯子裡。
這一次，把消毒水重新帶進我的生活的不是媽媽，而是一位身穿制服的紳士。每天早上6點，他都穿戴整齊，用消毒水對北京東城區我居住的那棟樓房上上下下仔細消毒。從農曆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1月25日開始，他就一直這樣一絲不苟地工作。看到他，一些鄰居豎起大拇指，也有些人給他帶點吃的用的，表達對他的感激和鼓勵。共同面對疫情激發了人們的團結，這種團結才是對我們最好的保護。
早上8點
雞蛋、麵包、牛奶、水果，數字、表格、故事。這些天，早餐的時光總是伴隨著各式各樣的新聞消息。餐桌上，什麼都可以沒有卻獨獨不能少了新感染病例的數據、專家的建議，以及大洋彼岸的朋友發來的問候短信。大多數人都會說：“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呀！”而我在米蘭的朋友喬治卻說：“我每天到哪兒都會讀到有關病毒的消息。你加油！”
幾天前的這個時候，我被哥哥發來的一條短信吵醒了。他說，媽媽一直在哭，因為秘魯剛剛報道，中國的感染病例一天之內翻了好幾倍，她非常擔心。幾分鐘後，電話那頭傳來母親哽咽的聲音，詢問我是不是戴了N95的口罩，有沒有買回秘魯的機票。不過，在我給她解釋了傳染病例突然增加僅僅是因為更新了診斷方法之後，她漸漸平靜下來。其實，這幾個星期，每天早上醒來的第一項功課就是如何讓遙遠的家人放心。
上午10點
在查看和回覆了親友的問候後，又收到了從利馬新聞界的來信。到目前為止，一個電視頻道、兩份報紙、一本雜誌和一家廣播電臺，一直與我保持聯繫，詢問我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北京，九年前我第一次來到這裡，到現在也沒打算離開，在眾多的理由中有一個幾乎是執念——更多地、更多地瞭解她。在北京，我愛過，哭過，體會過幸福，經歷過病痛，每一年都和一些朋友道別，但是，就像我曾經對秘魯的一位記者說的，這座城市似乎仍然歡迎我。
有些問題來得猝不及防又好像順理成章：“您害怕嗎？”“您看到有人死在大街上嗎？”“他們真的喝蝙蝠湯嗎？”不知何故，可能因為對這個接納你多年的國家心存感恩，我自覺有義務給他們解釋這些日子的真實情況：有焦慮，但沒有恐懼；沒有人在街上喪命；社區很好地把大家組織在一起共同應對疫情。還有，我說，相信所有中國人都喝蝙蝠湯就像相信所有秘魯人都吃貓肉一樣的荒唐可笑。
中午12點
維拉打開了房間的門。她的中文名字叫陰燕，我們一起合租三年半了。生於北京的她，在一家著名的影視製作公司工作，公司最近已經復工。在應對新冠病毒方面公司一直採取謹慎積極的措施，甚至為有需要的員工提供心理輔導。維拉是個出色的電影編輯，通常睡到中午才起，因為頭天晚上她會一直工作到凌晨，理由是那個時段網速更快。
雖然都不是經濟學家，但我們還是能就家務分工達成協議。我負責掃地，她負責拖地；我洗碗，她把碗擦乾；我買瓶裝水，她給房間消毒。一週一天，我們工作忙不過來的時候，宋太太就會上門。在中國，宋太太被稱為“阿姨”（保潔員）。勤勞的宋阿姨是河南省人，她臉上戴著口罩，手上戴著手套，聽著手機裡的有聲書，決定繼續照常來給我們打掃房間。她像往常一樣，一邊幹活一邊給我們驕傲地講，她的兒子已經上大學了。
下午2點
如果時間允許，我和維拉會一起去購物。今天，我們看到在公寓的入口處，有了一個新的大紅標語，號召所有人共同努力戰勝冠狀病毒。左鄰右舍開始嘗試進行曾經的日常活動：有年輕人在打籃球，一些孩子在放風箏，大媽們重新聚在一起聊天，有些還挎著胳膊一起散步。
小區入口處貼著兩個通知，提醒我們要主動測量體溫。其中一個姓趙的保安，忍著天寒地凍，在門口已經守了兩個星期了。他拿著紅外線體溫測量儀對準我們的額頭或手腕，每當屏幕出現36攝氏度時，就微笑起來。他旁邊通常都站著四五個人，是社區委員會成員或居住在附近的一些志願者。周太太在幾天前上門詢問了我們一些涉及隱私的問題，對此她感到特別抱歉：“您何時到中國的？”“您去過外地嗎？”“您的護照號碼和電話號碼？”“您家裡有多少人住？”“有人不舒服嗎？”等等。
下午4點
東直門附近的街道上人比前幾天多了。有些商店恢復了營業，包括一家美甲店、一家法式麵包店和一個寵物用品店。來福士購物中心，儘管顧客寥寥，但幾乎所有的餐館都重新開張了。這裡看起來和兩週前大不一樣：那時候，曾經熱鬧非常的工人體育館、三里屯、春秀路就像意大利導演達里奧·阿爾根託的電影落幕一樣，淒涼又寂寞。
兩週前，北京下了一場大雪，我們出門到附近散步。所有的餐館都關著，所有的預訂都取消了。有些餐館在門口叫賣著已經採購的蔬菜和肉食，儘量挽回經濟損失。地鐵站附近，揚聲器裡傳出鼓勵大家獻血的聲音。所有藥店都在營業，但口罩卻普遍脫銷。現在，一切都在慢慢恢復正常。
傍晚6點
瑪格達萊納是我在《今日中國》的智利同事，準備回家做飯，就剩下我和維拉繼續散步，來到超市門口。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商品短缺的情況，冰箱裡有今天晚餐所需的所有東西：麵條、雞肉、蘑菇、茄子、奶酪、草莓。在著名的幸福村大街迷你市場裡，一對夫婦正為沒找到幾種進口商品而感到遺憾，兩個已經連續多天超時工作的售貨員則勸慰說，北京的供應這樣豐盛該多麼值得慶幸。
回去的路上，我們重新審視這座城市，她也好像在我們眼裡換了一個樣子。很遺憾，我們不是醫生或護士，那些奮戰在一線的白衣天使，與冠狀病毒面對面地作戰；很遺憾，我們不是快遞員，他們日夜工作，保障眾多像北京這樣，哪怕有著20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可以照常網購各種商品；很遺憾，我們不是清潔工人，他們依然默默辛苦，讓街道和廣場保持無可挑剔的潔淨；很遺憾，我們也不是公共汽車司機或地鐵工作人員，他們堅守崗位，儘管很少有人使用公共交通。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寫文章，把很多媒體沒有談及的那些默默奉獻的無名英雄們的故事寫下來。
晚上9點
吃完晚餐，我們準備看一部電影。我們已經看了18部，瑪格達萊納希望疫情過去後能把看過的所有電影做個排名。今晚我們想到了一些獲得過奧斯卡提名的片子，但最後還是決定選擇法國影片《不可撤銷》。那部電影充滿了濃重的法蘭西腔調，故事採用的是倒敘手法，從事件的結局追溯開頭。
因此，我也開始考慮以倒序的方式講述在北京的這些日子。我想象開頭是大家一起慶祝取得抗擊新冠病毒疫情勝利的場面；我想象高峰時段擁擠的地鐵，到處都是餐館、酒吧和文化中心的城市；我想象大媽們再次在城市公園裡快樂地跳廣場舞。那將是故事的開頭，但結尾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利馬。故事結束於1991年2月的秘魯，那一年我的祖國遭遇了霍亂，母親教我們用消毒水，父親給我們忠告：“要小心，但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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