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回憶包機歸國經歷:終於, 我坐上了從紐約回國的飛機

留學生回憶包機歸國經歷:終於, 我坐上了從紐約回國的飛機

ID:chihuonyc


回國這件事,我一開始想都沒想過。朋友跟我談起如果能回國一定要趁早的時候,甚至有些嗤之以鼻:來都來了,還做逃兵不成。


我心想這事有多難,不就是呆家裡,不出門,輕症的時候趕緊吃藥,壓下去就沒事了。加上蓮花清瘟膠囊是我的常用藥,家裡至少備了三盒,我就沒怎麼虛。


還聽朋友建議,屯夠了夠一個月的食材(現在它們還在冰箱裡,難受)


讓我決定回國的因素有兩個


其一是我室友。她有一天戴口罩上街被十來歲的黑人小孩用鉛筆戳眼睛,再之後她就怕戴口罩上街被人打,於是就一直沒有做任何防護措施地出門。


我心想,要涼,哪怕我做好防護措施,天天宅在家裡,隔壁住著個心大的姐姐,我也頂不住。


其二是學校關閉校園的決定。因為我的專業原因,我對學校的設備依賴性非常的大,學校關閉校園不提供設備,讓我失去了留在美國的意義。


所以當時情急之下,決定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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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JFK機場


回國的經歷要從買票說起。一開始買的是南航紐約直飛廣州的機票,兩天之後收到電話,機票取消。然後打電話諮詢航空公司,當時南航飛廣州的機票,一直取消到三月底。原本熱門的轉機路線,我手頭上的簽證根本沒辦法行得通。


情急之下,我委託黃牛定了在福州轉機的機票。


因為當時大量國內航司的機票被取消,我做好了這班飛機也會被取消的準備。


如果我航班被取消,我就收拾行李去親戚朋友那裡借住些日子。所幸我的這一班航班到最後都沒有取消,我還是成功離開了。


到紐約JFK機場的時候,其實機場已經開始嚴陣以待了,一些西班牙裔的機場工作人員已經帶起了口罩。


那時候紐約一七百多例,我居住的小區裡也有病例,所以去機場的時候,基本上排隊值機的人沒有不帶口罩的。


還有不少是整套防護措施都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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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機時的旅客


在值機前要測體溫,37.0-37.3的需要重新測體溫,再測還是這個區間內或者更高的,就不能上飛機。


第一次測體溫37.3以上的,就連第二次機會都沒有了。所以有一部分乘客由於把自己裹得太嚴實,導致體溫過高,就不得不改簽。


到安檢的時候可以明顯看到,外國航司的空乘也佩戴了口罩,看得出來整個肯尼迪機場算是嚴陣以待了。


再到登機之後,我就開始睡覺了。說實在的我在飛機上還挺能睡的,斷斷續續地,沒睡十五個小時也睡了十三個。期間醒了幾次是因為被叫醒測體溫。


飛機上不提供正常的餐食,唯一有的就是幾塊巧克力棒,餅乾,麵包和兩瓶水。空乘中途會來問幾次,叫大家都帶口罩,沒有口罩的會發醫用口罩,還可以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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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餐


洗手間也不像平時那樣可以正常使用:在不用的時候開紫外線,需要使用的時候找空乘開門,與此同時空乘會發一對平時吃披薩的那種手套,讓你帶上了才可以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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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的靚仔空乘


值得一提的是,飛機上有嬰兒和孩子,很多家長把自己的小寶貝裹得嚴嚴實實的,但的確口罩一直戴著並不舒服,小孩子哭的是一個比一個慘烈,基本上從上飛機到下飛機,十六個小時沒有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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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的小孩


飛機上雖然說是全程最危險的地方,但也沒有想的那麼嚴肅,到後面我甚至都有點無所謂的態度了。


畢竟十六個小時說是堅持下很容易,但最後也會變成能怎麼樣就怎麼樣了。沒有想象中痛苦,但也並不舒服。


到了福州小城市,入境直接在機場做核酸測試,先填表,再根據表上信息盤問,邊盤問邊測體溫,測完體溫測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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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表格


核酸測試其實沒有什麼,一條長棉籤在喉嚨裡撩幾下,不疼也不怎麼難受,就是有點點噁心(生理上的),但也很快就結束了。


隨後我們就被分流成中轉和本地。中轉的就統一送到一個酒店裡,單人單間辦理入住,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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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酒店


其實上飛機前我已經做好飛機上肯定有人出事的打算了的。一個紅衣服的阿姨,從我在JFK見到她的時候,她就罵罵咧咧的,急匆匆趕著要走,下飛機被人盤問的時候支支吾吾模糊具體地址,問題都沒問完她直接回答“沒有沒有沒有”。


我斜後方一個阿叔,從上飛機一直咳咳到下飛機,空乘來了他就憋著,空乘走遠了他繼續咳,我看他一眼他還瞪我。


還有值機的時候看到一個小姑娘體溫檢測不合格,她父親直接一個人飛走了……


樁樁件件讓我覺得飛機上,至少這一班航班肯定是有問題的。


果不其然,第二天整一天沒有收到任何可以離開的通知。到了第三天,才有風聲說有朋友收到消息可以離開了。


那一天特別的緊張刺激,陸續有朋友收到消息可以離開。而我,收到了一支體溫計。“現在每天早上要量體溫哈,早上十點一次下午三點一次,量完跟前臺說。”


我心涼了一截,之後不久我收到了通知,叫我坐三點的航班回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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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白雲機場分診和醫護人員


回廣州這一乘航班,我們是被單獨分開的,與普通乘客空出一排。每排只坐兩人,分別都坐在窗口位。回到廣州後被單獨帶到境外人員的入境處,再分區。分區之後被帶到各區的隔離酒店,再做核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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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上隔離開的空座位


按照當前的新規,應該是所有陰性的入境者都要在酒店集中隔離十四天,而且具體去哪個酒店,住什麼樣的房間,根據當前酒店剩餘房間數量統一調度。


伙食的話取決於每一個不同的酒店,有一些酒店允許點外賣,有些酒店強制你買它的meal plan。


但根據朋友圈反饋的就是,酒店的餐飲大多分量少且價格不合理,不如自己點外賣來的合算。


而且提供餐飲的時間段是有限制,按北京時間的作息來,就使得我這種凌晨三點爬起來上課的人,三更半夜餓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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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州後的餐食


酒店雖然收不了外賣,但是可以收快遞和父母送來的東西,所以家裡會煲好湯、粥或者糖水打包給我。也可以網購一些零食啊泡麵啊什麼的半夜充飢。


一天大概查兩次體溫,都是用電子槍


穿著防護服的醫護測完體溫後,不把數值給你看例行提問“有沒有哪裡不舒服,咳嗽,喉嚨痛,乏力什麼的?”每問一次我心裡就緊一下:別是我有問題吧,別是我發燒了吧,別是我體溫不正常吧。


這麼一問搞得我本來堅定的“沒有問題”,變成了思索一下,再回復“呃好像沒有,我……體溫不太正常嗎?”


“好著呢,36.5,你有不舒服一定要跟我們說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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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溫的工作人員


隔離酒店的槽點其實非常多,雖然上面有提到,但還是在這裡重新羅列一下:


其一,作為酒店,雖然是特殊時期的隔離場所,但交的是住酒店的錢,卻享受不了住酒店的服務,所有的衛生需要自己搞,床單被套浴巾一律不換


剛住進酒店的時候,我跟酒店說沒有椅子,酒店說客房部不提供,你要用的話你可以自己網購,最好買摺疊的。聽得我是一楞楞的。


其二,酒店的衛生其實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雖然這並不是單單隔離期才有的問題。


我在廣州入住的酒店在同類酒店裡面算價格比較高的了,前兩天父母送來了拖把,我順便拖了一下地,單單浴室一個小房間,拖完整個拖把都是黑色的。我用兩張廚房溼巾繼續抹地上的汙漬,很多都是陳年舊賬了。


沖涼房牆壁上有黃色的沐浴露的凝結和之前房客的頭髮,和瓷磚的紋路融為一體,不仔細看根本留意不到。


房間裡的擺設上面積灰嚴重,還有衣櫃裡的蜘蛛網和衣櫃門軌道里的積灰,很多細節的地方是平時住酒店根本不會留意到的,但的確存在的衛生問題。


我住的酒店算好了,都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其他價格稍微實惠一點的酒店的衛生如何。


其三,即是餐飲問題。份量小,價格不合理,且水平參差不齊。我第一天在福州住酒店的時候,能感受到那一餐的餐食基本都是罐頭產品。


魚,油的媽都不認得;一個不知道是雞還是鴨的肉類,看起來像是從真空包裝裡面拆出來的產品,唯一能吃的是青菜,那是比較新鮮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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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餐餐食


第二餐明顯有了改善,但是菜式仍然要麼辣要麼鹹,米飯根本不夠。雖然達到了三菜一湯一水果的標準,但同樣的餐食的市場價格遠低於此。


到了廣州之後酒店會問我忌口,食品質量有了明顯改善,但是仍然每道菜的水平參差不齊。


據我瞭解,我算是比較好的了。有些同學的早餐是一塊麵包和一瓶牛奶,五塊錢不到的成本,可餐費要一天一百元。如果不夠吃,想要吃多一點,那麼就要交兩份的錢。


明顯不合理的價格,卻是強制性消費,可想而知他們的怨氣從哪裡來。


很多人會評論說特殊時期特殊做法,有的給你吃給你住就不錯了,你還想要求這麼多?但我個人認為,特殊時期並不是一塊遮羞布,疫情也不是強制不合理消費的擋箭牌。


我付了足夠的錢,你也要提供相應的服務,而不是哭訴說現在的孩子不懂得感恩,現在的孩子過分嬌氣。集中隔離場所有它的特殊性,但這種特殊性並不足以作為有恃無恐的糟糕服務的支撐。

這兩天政策一天天地收緊,朋友圈裡更是一日日怨聲載道,有說留學生難的,也有說開學難的。


每一條留學生回國的vlog下面,大家都在評論“萬里投毒”,而留學生們每發的一條消息裡面都在存在著嚴重的斷層感


雙方過度強調自己的不容易,強調“我不知道別人是什麼樣的,但我自己看到的是這樣的”,強調“我委屈我難受,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為我想想”。


雙方都不願意退讓,故而矛盾愈發激烈。由於國內持“反對海外中國人回國”意見的人偏多,所以導致了單方面對海外人士的輿論霸凌,這也同時助長了“將不合理行為用特殊時期的幌子合理化”的風氣。


在這個特殊時期,我感謝我能夠回家,國家也提供了相應的措施予我一個容身之地。


我感謝奮鬥在前線的志願者,感謝仍在各個崗位上工作的工作人員,但這些並不能說阻止我向國家建言獻策。


我們的優點雖然熠熠生輝,但是其中的瑕疵仍是不少,雖然說瑕不掩瑜,但是無瑕的寶玉難道不是更好嗎?

再談到斷航。我其實是不支持的。


當時武漢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國外封鎖國內的時候,一眾中文媒體斥責他們不夠仗義,再到自己封鎖別人,就是保護自己國民了。


這不是嚴重的雙標現場嘛。


各國從武漢撤僑的時候,大概是二月初,那時候全國的確診病例是一千七百例,而現在紐約市的確診病例是兩萬六千人,是當時各國從武漢撤僑時的十幾倍,非要說沒有達到撤僑的標準,我覺得是不行的。


而與此同時,國內似乎把“境外輸入”變成了一道有軌電車難題,營造出一種,“有境外輸入必死無疑”,“海外人士入境就是對我們抗疫成果的破壞”的輿情,做出一種似乎是權衡利弊之下壯士斷腕的氛圍,企圖讓受保護的國內的十四億中國人替他們發聲。


可問題在,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軌道上的電車,只有“有他沒我,有我沒他”的兩個選項,也不是沒有更好更合理的解決方案,只是大家似乎陷入了一個“你再提意見,再提改善方案就是多事”的怪圈,最後互相勸導“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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