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千萬別讀錯了：電視劇的名字，來自詞牌名“清貧樂”，這裡的樂讀“yue”而不讀“le”。原本是唐朝時期教坊之中的曲名，後被詞人們用作“詞牌名”，並形成固定的雙調四十六字體式，許多著名的詞人晏殊、晏幾道、蘇軾、柳永、李清照、辛棄疾等，都常常使用“清平樂”詞牌寫出了佳作。
最近，古裝鉅製《清平樂》正在熱播。宋仁宗，這位只能在各種版本的“包青天”裡作為配角的大宋皇帝，終於有了自己的主場。
電視劇描繪的家國天下，正是宋仁宗在位的41年。精美的服化道似乎展現了一個“四海昇平”的大宋王朝，宋仁宗時期，也被後世許多人認定為“清明盛世”，那麼這個“盛世”，到底有多少“清平樂”？展開幾個歷史畫面，應該是最生動的詮釋。
一、皇帝也愛看女子相撲
北宋嘉祐七年（1062）正月二十八日，司馬光給宋仁宗憤怒上奏，要求朝廷整頓汴京勾欄瓦舍的女相撲表演，要知道，北宋生活的一大特點，宵禁已經完全解除，而汴京“瓦舍”裡的夜生活非常火爆，而“夜生活”裡最受歡迎的項目，正是相撲。
相撲，是宋朝最流行的體育運動，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此時汴梁有“大小瓦舍勾欄五十餘座”，而其中所謂“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商業價值”十分火爆。
其中，作為墊場賽的女相撲比賽，往往起到聚攏人氣的作用。女相樸手的衣著，以各種文物畫像參考，也是十分“清涼”，當然惹得司馬光大罵。
當然，司馬光這次開罵，可不止為“衣著清涼”。在元宵期間，宋仁宗出宮與民同樂，駕臨宣德門城樓，“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其中就有女相撲表演賽。這些女相撲手著裝火爆，本已讓司馬光大為光火。而表演結束後，宋仁宗下令犒賞藝人，居然“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皇帝此舉徹底激怒了司馬光，十天後，他就上奏一篇《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可以說直面批評了仁宗皇帝：在宣德門這麼莊重、嚴肅的場合，后妃也侍立左右，而皇帝就領著一幫朝廷命官觀看幾個著裝清涼的女相撲手“肉搏”，實在與禮不合，不成體統……
當然，從最後結果來看，雖然政府層面上不再出現女子相撲，但宋仁宗顯然沒有真正採納司馬光的建議，女子相撲始終在民間蓬勃發展，成為宋朝人的重要娛樂消遣，甚至在《武林舊事》中，還記載了大量臨安府的女子相撲高手。
二、終於有了“多吃一頓”的幸福
司馬光曾在《會約》中記錄過吃飯的理想狀態：“為具務簡素，朝夕食各不過五味。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意思是說，飯局上的餐具，都應該力求簡單素雅，早晚兩餐，每頓吃的菜不要超過五種，菜量也不要貪多，吃完了再添。
但是在宋仁宗年間，司馬光這種吃喝的理念和態度，又被認為是老古董，已經被時代給拋棄了。
首先在這個時候，只吃朝夕兩頓飯變成了一日三餐。此前古人第一餐叫饔（yōng），大概上午9點左右。第二餐叫飧（sūn），“飧”字拆開，又作“夕食”，一般下午4點左右。但到北宋初年，隨著宵禁的解除，“夜市”文化越來越精彩，越來越多的市民選擇入夜後“再來一頓”。
“早中晚”三餐的飲食習慣大概就是在宋仁宗時期逐漸成型，中國人必須感謝宋代，終於讓大家有了“多吃一頓”的幸福。
此時北宋的餐飲業相當發達，特別是汴梁尋常百姓家，早上一般都不開灶，一二十文錢就可以買到“灌肺”、粥飯之類的早點。
而中午晚上當然也可以選擇在外面吃，據《東京夢華錄》載：“在京正店七十二戶，其餘皆謂之腳點”。也就是說大飯店有72家，還有數不清的小餐館……餐飲業的極度繁榮，自然也讓宋代的飲食品種豐富繁多，但也越發呈現出奢華浪費的特點。
三、有錢都花在房屋裝修上了
北宋立國的一個重要法度，就是森嚴的住宅等級。宋仁宗在位時期，也曾重申禁令，但他卻發現，這事兒好像禁不住了。
宋仁宗時，朝廷曾頒佈禁令曰： “天下士庶之家，屋宇非邸店、樓閣臨街市．毋得以四鋪作八斗；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宦室、 寺觀毋得彩繪棟宇及朱、 黝漆粱柱窗牖，雕鏤柱礎。”意思其實就是對房屋的進深、色彩、雕工等等，都進行了明確的限制。
但宋仁宗說歸說，卻是半點用都沒有，北宋當時的“房屋裝修”，已經相當放飛。不但貴族家“務有壯麗． 靡費不貲”，而一些平民出身的富商們，也是“大膽創新”，各種“違制”的家居設計層出不窮。汴京等“一線城市”地區，豪宅一座接一座，看著是王府，其實都是民間有錢人，變著花樣比闊。
此外，宋代的普通人家也非常講究房屋的裝修，以杭州為例，“杭人素輕誇， 好美潔， 家有百金必以大半飾門窗、具竹器。荒歉既甚，鬻之不能售，多斧之為薪，列賣於市，往往是金漆薪。” 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但真實反映了宋人在商品經濟高速發展時，一種追求美好生活和奢華享受的心理。
四、大相國寺就是“商業大都會”
說起北宋的“大相國寺”，好些人的第一反應，就是“一座廟”，事實是，大相國寺這座名剎，發展到宋仁宗年間，已是大宋最重量級的“商業大都會”。
大相國寺位於汴梁城東南，前身是北齊的建國寺，唐睿宗時，為紀念他以相王即位而改名。畫聖吳道子在此作過壁畫，塑聖楊惠之也留下塑像，可見它在唐代已是名剎。北宋立國後，趙匡胤去了趟大相國寺，佛像前他問陪同的住持贊寧和尚要不要跪拜，贊寧機智地回答道：“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會心一笑，即為定製。
大相國寺由此晉身為皇家寺廟，重要慶典節日，皇帝必到此一遊。宋太宗親賜御筆匾額，讓其身價百倍，民間越發推崇。大相國寺擁有龐大的寺產，漸漸各類吃喝玩樂的商家彙集於此。每月的初一十五和“逢八”的日子，大相國寺都會高調開放廟市，整個寺院變身“大賣場”，每次“廟市”僅中庭就聚集萬人。全國各地的“來客”都跑來採購，好些官員甚至會把自己搜刮的“土產”拿來銷售。強大的“銷贓功能”，還叫大相國寺得了另一個“美名”：破贓所。
宋仁宗年間的大相國寺，還是汴梁著名的商業文化中心。每到開市日，各種文藝演出雲集。據《能改齋漫錄》記載，還有“眾書生倚殿柱觀倡優”的奇景象。其“算命水平”也是享譽天下：《鐵圍山叢談》載，宋徽宗還是“小王爺”時，就去大相國寺“慕名算命”，一個叫陳彥的術士，判定他有“天子之命”。結果次年宋徽宗就風光即位。陳彥也一步登天，一度官至節度使。雖然此事的真實性不可靠，但這“大都會”般的大相國寺，確實是個出奇跡的地方。
五、歡樂再多，還是農民最苦
宋仁宗年間的“清平樂”生活，今天說來還頗惹人羨慕，好些歷史愛好者們，都恨不得穿越過去體驗一把。但要真有這樣的機會，穿越也要謹慎，倘若穿越成了農民，這繁華有趣的生活，依舊與你無緣。因為即使“仁宗盛治”，農民生活之苦，超乎想象。
宋朝的農業賦稅——二稅（又稱田稅，分夏秋兩次徵收）看上去不重，但實際上圍繞二稅派生出來的附加稅特別多，多到負擔已大大超過正稅，其中主要有“支移”、“折變”、“加耗”、“和糴”“和買”等項。
這些附加稅為什麼要收呢？舉兩個例子吧，比如“支移”，就是官府藉口軍事急需，要求農民把二稅中的穀物運送到別處特別是邊關交納，從而產生的所謂“腳錢”。到了後來不免就有沒有支移，也需要交納腳錢的情況。
比如“加耗”，就是以保管和運輸稅物時的損耗為藉口，不論是稅糧還是稅絹，都要徵收加耗。而各地轉運司和地方官員往往就是通過加耗，來中飽私囊。而到仁宗朝，有些地方納米一石，加耗竟然達到兩鬥。
時任幷州知州的韓琦上奏雲：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於是，在許多大臣強烈要求下，至和二年 (1055年)四月，宋仁宗終於下詔：“罷諸路里正衙前”。
而此種方式只是一時平民憤的辦法，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農村怎麼可能不亂？所以宋仁宗的所謂“仁宗盛治”，農民起義有史可查的就有三四十次之多。 看懂這個也就明白，為什麼繁華的宋仁宗年間，亦是北宋走向“積貧積弱”的關鍵年頭——農民問題解決不好，再樂，也是虛假繁榮。
參考資料：徐紅《論商品經濟對宋代社會生活方式的影響》、王俊奇《宋代體育文化史》、雷俊《過分的宋朝女子相撲》、何忠禮《宋代政治史》、虞雲國《宋代的大相國寺》、鄭純方《大相國寺 ：僧俗之間展映出的宋代都市繁華》、酈家駒《北宋時期的弊政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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