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景龍:再談現當代舊體詩詞“經典化”與“入史”問題

楊景龍:再談現當代舊體詩詞“經典化”與“入史”問題

2014年12月,中華詩詞研究院在京召開首屆“現當代舊體詩詞進入文學史問題”座談會。筆者有幸受邀與會,交流了一篇題為《現當代舊體詩詞進入文學史的幾個問題》的文章,主要談了文學學科的設置調整和重新建構、大文學史觀念的重新確立、當代舊體詩詞作品經典化的過程與進入文學史的形態、經典作品的評鑑標準和尺度等四個方面的看法。會後迄今,當代舊體詩詞創研者和廣大愛好者,仍在持續議論關注“經典化”和“入史”問題,筆者也在斷續思考這個問題。筆者認為,“經典化”的前提是要有真正稱得上“經典”的作品,寫出“經典”作品才是硬道理;而作品是由作者寫出來的,現當代舊體詩詞作者是否已經寫出了堪稱“經典”的作品,以及如何才能寫出“經典”性的作品,這才是“經典化”和“入史”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果現當代舊體詩詞作者已經寫出了“經典”性的作品,那麼讀者尤其是研究、評論者,怎樣才能從無量數的現當代舊體詩詞作品中,識別、挑選出那些少量的珍稀的“經典”性作品,這顯然也是展開相關工作的一個必要條件;而所謂的“經典”,可能只是一個相對的存在,最終決定作品是否經典的,是後世的一代代讀者和未來漫長的時間。這些方面,都是我們討論現當代舊體詩詞“經典化”與“入史”問題時,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並且需要認真面對的。

一、作品是硬道理

從數量的角度看,今天的詩詞創作,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要繁榮。據中華詩詞學會發布的權威信息,全國寫作舊體詩詞的當代詩人號稱300萬之眾,可能還更多。由於媒體發達,發表便捷,一天產生的詩詞作品,就遠超《全唐詩》的數量。在龐大的當代舊體詩詞作者群體中,不乏自許名家、大家,或被論者推許為名家、大家者,也產生了一些可讀的、有新意的、出手不俗的詩詞作品。但是,當代也可以包括現代,即從五四到今天,一百年來,被新詩擠到詩壇邊緣的舊體詩詞,從潛滋暗長、不絕如縷的地下寫作,到近年來不擇地而出的空前繁盛,重新迴歸詩壇中心位置,的確顯示了詩詞體式的巨大藝術魅力和頑強生命力。然而,放眼現當代舊體詩詞界,從創作主體即詩人詞人的角度看,號稱300萬之眾的浩浩蕩蕩的作者隊伍裡,現當代的屈原、陶淵明在哪裡,陳子昂、張若虛在哪裡,李白、杜甫在哪裡,高適、岑參在哪裡,王維、孟浩然在哪裡,韓愈、李賀在哪裡,白居易、李商隱在哪裡,蘇軾、辛棄疾在哪裡,柳永、周邦彥在哪裡?我們的看法是,這樣量級的現當代詩人詞家不一定沒有,也許會有吧,但是作為讀者和研究者,我們卻很難找到。

從作品的角度看,數量巨大的現當代舊體詩詞文本之中,能夠達到諸如《離騷》、《歸園田居》、《登幽州臺歌》、《春江花月夜》、《蜀道難》、《將進酒》、《夢遊天姥吟留別》、《三吏》、《三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登高》、《燕歌行》、《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山居秋暝》、《過故人莊》、《南山詩》、《金銅仙人辭漢歌》、《長恨歌》、《琵琶行》、《無題》、《錦瑟》、《雨霖鈴》"寒蟬悽切"、《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中秋》、《蘭陵王》"柳陰直"、《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永遇樂》"千古江山"這樣的經典之作的藝術高度的現當代舊體詩詞作品在哪裡?我們的看法是,這樣水準的現當代舊體詩詞作品不一定沒有,也許會有吧,但是作為讀者和研究者,我們卻很難發現。

如果我們能夠拋開其實難以拋開的面子和人際關係,超越其實難以超越的時代和認識的侷限性,做到其實難以做到的像劉勰所說的那樣“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文心雕龍·知音》),那麼我們就有可能不得不承認,現當代不少被人目為詩人詞家者,或者敢以詩人詞家自命者,其詩詞藝術水準,基本上也就是粗能成體而已。更多的寫作者,僅是出於愛好,或勉力而為,或順口溜出,他們寫下的大量舊體詩詞作品,幾無思想和藝術可言。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相當多的現當代舊體詩詞寫作者,由於並不真正具備清醒的文學史意識,沒有立足文學史上的一流經典作品建立起來真正的標準和尺度,所以往往恬然自喜,並不自知。跳出圈外、解除自蔽、眼界開闊的人都不難看清:現代尤其是當代舊體詩詞作品,習慣於迎合跟風、應時應景和日常瑣碎,基本上處在個人或圈子裡自娛自樂的文化娛樂層次上,由於現代性和新意的大面積匱乏,其價值體現為更加寬泛的文化宣傳和娛樂價值,並不具備嚴格的詩歌史和文學史意義。這些每天都在大量產生的、無法具體統計數量的當代舊體詩詞作品,詩歌史和文學史對它們大體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而這些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庸常之作,正是制約現當代舊體詩詞走向經典、進入史著的瓶頸。說到底,現當代舊體詩詞和任何文學藝術門類一樣,最終要靠作品本身說話,如果不能產生專業領域和社會大眾公認的佳作、名作、傑作、甚至偉大的作品,那麼其他一切的喧噪熱鬧,一切的價值和意義,都不過是花邊綴飾,都與詩歌藝術、都與詩歌史和文學史無關。

二、批評是硬標準

和創作一樣,當代舊體詩詞研究和評論堪稱空前繁榮。因為專業和業餘的詩詞研究、評論從業者眾,而新的學術生長點難覓,大家為了職稱、學位的需要,甚至是愛好和存在感的需要,紛紛轉戰現當代舊體詩詞領域,把現當代舊體詩詞當作一大研究對象。還有各級各類詩詞學會的組織和倡導,集合了人數頗為可觀的研究、評論隊伍。所以,一些可能沒有太大研究和評論價值的作者、作品,也被納入研究和評論的範圍之內。加上現代科技手段便於網羅資料,這些年來,近現代、當代舊體詩詞文獻集成類圖書的編纂大熱,學者競相申報攢集文獻材料的重大項目,幾乎把所有的存量都推到讀者眼前,佳作少而凡庸多,良莠不齊,是毋庸諱言的事實。這就需要研究、評論者的選擇和導引,披沙揀金,把真正的精品推薦給社會和讀者。

熱衷編纂近現代詩詞文獻的學者,追求資料的盡全,可以不管審美標準。但是批評需要的是硬標準,作為研究者和評論者,應該把藝術審美標準放在首要位置。要嚴守尺度,敢說真話,秉持公心,刪汰凡近。這樣,提高研究者、評論者自身的專業素養,就成為當務之急。一個合格的研究者、評論者,天賦之外,後天的功夫一定要下到。要使自己具有"真賞"的眼光,成為佳作"千載其一"的知音(劉勰《文心雕龍·知音》),就要以真正一流的作者如屈陶、李杜、蘇辛的名作,作為標準和尺度,然後放開眼光來一覽眾山,審視眾作。還要參酌時代的因素和外來的資源,深入研究藝術美學和詩學理論,仔細研讀古今詩法、詞法類著作,包括域外的文論著作。使自己不僅能從思想藝術的總體把握上判別高下,而且能從意象、語言、字法、句法、章法、聲韻、格律等修辭技巧的細部,去錙銖較量,分辨優劣,從無量數的現當代詩詞作品中,擢拔出真正的佳作、名作甚至傑作。

針對經典化標準的紛紜不定,我們在這裡不妨重溫劉勰主張的“博觀”、“六觀”評騭方法。在《文心雕龍·知音》篇裡,劉勰首先指出評價作品時應注意避免的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偏於私愛等四個方面的問題,然後正面提出評鑑作品的正確方法:“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嶽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劉勰說的“博觀”,系從總體著眼,強調的是多看多聽,多加分析比較,這樣才能去蔽,避免私愛偏見,才能“曉聲”、“識器”,提高審美鑑賞力。他說的“六觀”,則是針對一篇作品的具體評鑑方法,需要從六個方面加以觀察:一觀“位體”,先看作品的體裁和風格;二觀“置辭”,再看作品的文辭安排,語言運用,所謂“披文以入情”;三觀“通變”,接著看作品是否“資於故實”、“酌於新聲”,是否既繼承傳統、借鑑前人,又有新的發展變化;四觀“奇正”,然後看作者如何執正守中、翻空出奇的表現手法;五觀“事義”,還要看作品能否“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表現出內容上的豐富性;六觀“宮商”,最後看作品的音聲節奏之美。這樣來對一篇作品的體裁、內容、形式、風格、修辭、聲律、繼承、創新等各個方面進行全方位的觀察、分析、研判,那麼一篇作品是否優秀、是否完美,也就能夠看得很清楚,作為讀者和研究者,就可以據此對作品加以取捨了。在當代天文數字的舊體詩詞作品面前,進行準確的選擇判斷無疑是困難的,所以我們不妨借鑑劉勰的“博觀”尤其是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六觀”評鑑方法,來幫助我們作出接近正確的選擇判斷。

三、難處方見作者

現當代舊體詩詞作者,尤其是當代舊體詩詞作者,寫作過剩是一個突出的問題。看到什麼都能寫,隨時隨地都能寫,出行幾日,數首甚至十數首紀行記遊詩詞就寫出來了。甚至不需出門,不用外物的觸發,不用得江山之助,日課月課樂此不疲,同題社課剌剌不休,一週、一月就能輯存一眾詩詞作品,結為一集,這已是當代舊體詩詞創作領域的司空見慣之事。斗酒詩百篇的李白、八叉手成八韻的溫庭筠若生在今天,都會自愧不如的。

這種態勢,可喜亦復可懼。可喜者捷才遍地,作品井噴;可懼者出手太易,泥沙俱下,難見精品。是時候強調詩詞寫作的難度問題了。從理論上講,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都深入探討過構思和表現的微妙複雜情形,實際上就是創作難度問題。按照鍾嶸的說法,詩歌是"動天地,感鬼神"的高上之物(《詩品序》),說明寫詩起碼需要心存敬畏,不能率爾下筆;按照況周頤的體驗,詞心乃"風雨江山之外萬不得已者"(《蕙風詞話》),亦非尋常情況下能夠輕易得手。姜夔強調作詩要"精思",認為"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而奚為"(《白石道人詩說》),所批評的正是一種率易隨便的創作態度。他強調"難處見作者",認為只有提高創作難度,才能脫棄凡近,真正見出作者的水平,才能產生好的詩歌作品。姜夔的說法和西方詩人的見解是一致的,馬拉美曾說"不難的等於零",米沃士追求"遲滯的純熟",都是說要寫得慢一點,寫得少一點,也就是要寫得難一點。

揆諸創作實際,文學史上的許多名作,都是詩人苦心孤詣、慘淡經營的結果。天才如李白,曾"三擬《文選》",這是多笨、多慢的鐵杵磨針功夫啊! 杜甫的"晚節漸於詩律細"、"新詩改罷自長吟",都是一種慢工細活,反覆推敲,切磋琢磨,千錘百煉,終至"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文章千古事",杜甫是把寫詩當作終極關懷來嚴肅對待的。晚唐"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吟安五個字,拈斷數莖須"的苦吟不必說了,境界渾成的盛唐詩歌,似乎出於自然,不費力氣,看不見匠心經營的痕跡。比如王孟山水田園詩,可以說是最樸素自然的盛唐詩歌作品,但《雲仙雜記》卷二引《詩源指訣》說:"孟浩然眉毫盡落,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可知王孟等盛唐詩人詩歌,也是"極煉如不煉"、人工如天工的。現代和外國詩人也有很多類似的例子,如卞之琳那首《斷章》,原是一首長詩,最後刪改得只剩下四句,成為新詩中罕見的膾炙人口之作。菲律賓華僑詩人云鶴的《野生植物》,醞釀寫作了十五年,刪繁就簡,精益求精,最後敲定為9行32字,字字璣珠,讓人過目難忘。美國意象派詩人龐德的《在一個地鐵車站》,原來寫了30行,半年後改為15行,一年後改為2行"日本和歌式的詩句",反覆的修改使這首小詩成為一首蜚聲世界的名詩。

上舉中外詩歌史上的事例,提醒我們必須認識到,寫詩絕非一件容易的事,好的作品來之不易,當代的舊體詩詞作者手不能太滑,出手不能太快。天才如李白,登上黃鶴樓都發出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的慨嘆,天才都知道斂手,何況晚生的我輩常人乎!那些隨時隨地隨手隨口都可以作出來的詩詞,難有深刻的情感體驗,多是不疼不癢的應時應景之作。劉鶚《老殘遊記》自序說:"《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這段話大家都很熟悉,應該引起應有的重視,從而使我們真正懂得:文學史上的一切經典之作,都是作者全副心血灌注凝聚的結果,都是作者全部生命和情感長期鬱積的發抒宣洩,都是作者的真疼癢真歌哭,而這樣的作品,都不是唾手可得、等閒寫就的。當代舊體詩詞作者應該珍重筆下,知所戒止,增強定力,少寫甚至不寫,潛心研讀經典,博採眾善,長期孕育醞釀感情,逐漸提高表現技巧,待蓄積飽滿、手法高超之日,一旦有所觸動,靈感襲來,妙手偶得,才有望寫出少量的上佳之作。這類少量的出於作者真疼癢真歌哭的上佳之作,可能就是我們近年來一直“千呼萬喚不出來”的傳世經典之作。

四、經典的相對性

所謂“經典”,是相對於大量非經典作品而言的。一般情況下,指的是那些思想藝術上更接近於完美的、被當代和後世的專業研究者和廣大讀者所公認的優秀、傑出作品。但在對經典作品的認定和評價上,當代與後世,專業研究者與廣大讀者,認知往往是不盡一致的。比如初唐詩人劉希夷的名篇《代悲白頭翁》和張若虛的名篇《春江花月夜》,寫出來之後並沒有立即引起好評。劉作在其身後被孫季良編入《正聲集》,以其“為集中之最”,由是“方為時人所稱”(陳伯海輯《唐詩匯評》)。張作直到明人李攀龍選入《古今詩刪》,胡應麟《詩藪》又推崇它“流暢婉轉,出劉希夷《白頭翁》上”,並由近人聞一多《宮體詩的自贖》一文大加讚賞,才最終成為“孤篇蓋全唐”的曠代傑作。

單篇作品的際遇是這樣,一些詩人的際遇也是如此。典型者如後世逐漸攀升到中國詩歌史巔峰之上的陶淵明和杜甫,在其生前乃至身後很長的時段內,作品並不被特別看好。陶詩在三品論詩的鐘嶸眼裡中僅列為“中品”(《詩品》),處於二流水平,後經唐宋人如王績、白居易、蘇軾、朱熹等慕陶效陶、和陶評陶,直至湯漢注陶,陶詩才成為公認的“平淡自然”的詩美典範。陶詩的經典化過程,前後經歷了漫長的六個世紀(《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資料彙編》)。杜詩的際遇與陶詩相似,編成於天寶十二載的《河嶽英靈集》不選杜詩,最能說明當代人對待杜詩的態度。杜詩地位的抬升,從中唐元稹、白居易的推崇開始,至宋代“千家注杜”,終於“陶杜”並尊,方才確立了“詩聖”不可撼動的詩史地位。

與之相對的,是另外一些詩人詩作的經典地位的塌陷墜落,比如西晉詩壇領袖陸機、潘岳的詩作,東晉的玄言詩,梁陳的宮體詩,晚唐苦吟詩人的詩作,明代的臺閣體詩作,前七子領袖李夢陽、何景明的詩作,後七子領袖李攀龍、王世貞的詩作,上舉這些作者或作品的後世評價,與當時的崇高地位、隆盛聲譽相比,反差是巨大的。文學史上的詩人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生前轟動,身後轟動,一直轟動者如李白,是極少數;生前默默無聞,身後地位上升,且呈愈來愈高之勢者如陶淵明和杜甫,也不多見;生前轟動,身後漸趨冷寂者,為數不少;生前籍籍無名,身後默默無聞者,則是絕大多數。古今所有詩人,必佔四型之一型,概莫能外。這四種現象的存在,說明對於經典的認知,當世和後世的意見往往是不一致的。除此之外,還有專業研究者與普通讀者的分歧,比如專業研究者可能更看中杜甫,讀者可能更喜歡李白;專業研究者可能更看重宋詩,讀者可能更喜歡唐詩;專業研究者可能更看重周邦彥、吳文英,讀者可能更喜歡柳永、秦觀。專業研究價值,在很多時候並不能等同於閱讀欣賞價值。至於近年被學術界普遍看好,投入越來越多精力進行研究的元明清詩文和近現代舊體詩文,很難說有多少讀者會去關注它們,讀者普遍喜愛的還是唐詩宋詞、周漢唐宋文章、元明清及近現代的戲曲小說和新體文學。至於一百年來的新體文學作家作品,評價和地位的高低升降,更是大到驚人的程度,主流的宣傳和讀者的喜歡,有時候更是南轅北轍,以至於晚近有“各領風騷三五年”、“各領風騷三五天”的說法。也就是說,在專業研究者眼裡,與在廣大讀者眼裡,所謂的“經典”有時候是重合的,而在更多的時候可能是不一樣的。在上一時段被視為經典的詩人詩作,到下一時段可能已被冷落厭棄遺忘,成為明日黃花。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經典的相對性問題。認識到經典的相對性,對於我們今天推進現當代舊體詩詞的“經典化”和“入史”工作,不無啟示意義。一方面,我們要組織一批具有“真賞”眼光的學者切磋商量、斟酌權衡,精心挑選現當代舊體詩詞佳作,編撰出版可讀性強的選本;同時把挑選出來的佳作,配上專業的評點或細讀性質的鑑賞文字,一併向讀者和社會廣泛推介;在高校工作的寫作或研究舊體詩詞的作者和學者,要力爭在中文專業開設相關的專題選修課程;整體而言,當代舊體詩詞界要改變目前等待被承認的被動狀態,組織那些既研究舊體詩詞、也研究新詩和新文學的學者,統攬全局,綜合考量,儘早撰寫出包含舊體詩詞在內的現當代詩歌史、文學史。以上數端,都是在推進現當代舊體詩詞“經典化”和“入史”的過程中,應該下大力氣堅持不懈、執著不倦地做好的工作。另一方面,由於經典的相對性,時過境遷,若干年後,在未來的更長的時間段裡,我們今天執意推出的、寫進現當代詩歌史和文學史的經典作品,是否還被繼續視為“經典”,我們其實是管不了的。也就是說,在推進現當代舊體詩詞“經典化”和“入史”這件事上,我們盡到當代人應盡的一份心力,即可坦然釋懷。我們其實不必過於執著,不必意氣用事,剩下的事情,只能交給時間、交給一代代讀者和研究者去決定,他們才是最後的權威裁判。也許,現當代舊體詩詞的“經典化”和“入史”工作,本來就該是由歷史和後人完成的事情,活在當下的我們,真的不能操之過急。

《心潮詩詞評論》約稿

(作者簡介:楊景龍,安陽師範學院文學院二級教授,中國詞學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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