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西方尋找思想的第一人——徐光啟

說起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近代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明代的徐光啟永遠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人物。徐光啟(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號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生於太卿坊(今上海市黃浦區喬家路),早年以教書為生;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在鄉試中以解元(第一)中舉;三十二年(1604年)中進士,考選翰林院庶吉士;此後徐光啟開啟了其開掛般的人生,在崇禎年間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甚至崇禎帝在其病逝之後為之“

輟朝三日”。

徐光啟雖然官至內閣次輔,但其更著名的是在儒學、西學、天文學、數學、水利、農學、軍事學等諸多領域都取得的卓越成就,作為明清時期中國著名的科學家、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他被譽為“中國向西方尋找思想的第一人”。


中國向西方尋找思想的第一人——徐光啟

大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贈少保加贈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徐光啟

15世紀上半葉,德國人約翰內斯·古騰堡整合前人技術發明了實用的鉛字活字印刷術,這徹底地改變了歐洲乃至世界的歷史進程。伴隨印刷術而來的是知識的廣泛傳播以及對教會壟斷知識的不滿,其後更導致了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以及宗教改革運動等一系列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各國爭先恐後地湧向未知的新世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東西方開啟了直接交流。明萬曆年間,開始有葡萄牙等國的傳教士來到東方,他們以澳門為基地進入中國內地傳教,雖然傳教不太順利,但新奇的西方知識還是意外吸引到了不少人,封閉的中央王朝開始在思想上受到震撼人心的衝擊。

《幾何原本》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啟赴廣東韶州教書並結識了耶穌會的傳教士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這是他與西方文化首次結緣。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啟赴南京拜見恩師焦竑並首次與傳教士利瑪竇見面,在這裡他接觸到完全不同於傳統中國學術的西方文化。同年,徐光啟在南京由耶穌會教士羅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進入天主教會,聖名為保祿(Paulus)。

徐光啟在西學方面啟蒙於郭居靜,受教於利瑪竇。他深感中國傳統學術在邏輯推理方面的欠缺以及中國數學的嚴重落後,在他看來中國數學“漢以來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虛發無效,或依形似,如持螢燭象,得首失尾,至於今而此道盡廢,有不得不廢者矣”。因而高度重視演繹推理,以數學為著力點,倡導數學的研習、普及和應用。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徐光啟開始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前6卷並在次年翻譯完畢,書中譯定的一些重要術語一直沿用至今,唯一可惜的後9卷的翻譯因徐光啟父親的病逝而不得不停止,待到想要再譯時利瑪竇已不再世。


中國向西方尋找思想的第一人——徐光啟

徐光啟(下左)及其孫女許甘第大(下右);意大利神父利瑪竇(上左)、神聖羅馬帝國神父湯若望(上中)、比

《崇禎曆書》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因欽天監推算日食不準,徐光啟遂開始與傳教士合作研究天文學,他撰寫了《簡平儀說》、《平渾圖說》、《日晷圖說》以及《夜晷圖說》等一些列介紹西方天文學的書。崇禎二年(1629年),欽天監對1629年6月21日(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的日食預報出現明顯錯誤,而時任禮部侍郎徐光啟依據西法的預報完全符合天象,徐光啟等趁勢提出修行新曆,得到崇禎批准。

徐光啟在編纂過程中先後聘請來華的耶穌會教士龍華民(意大利人)、羅雅谷(葡萄牙人)、鄧玉函(瑞士人)、湯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參與譯書,編譯了大量哥白尼、伽利略、第谷、開普勒等歐洲天文學家的著作,系統介紹了當時西方的天文學、曆法和三角學,堪稱“歐洲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崇禎七年(1634年),新曆編成,即為《崇禎曆書》。這部曆書打破了中國人“

天圓地方”的傳統觀念,首次採用了西方陽曆的基本觀念作為一切推算的根基,由此奠定了清代天文曆法的基礎。

《農政全書》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因與部分大臣意見不合,徐光啟告病去職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淶水縣進行農業實驗,先後撰寫了《宜墾令》、《農書草稿》(北耕錄)等書。天啟三年(1624年),徐光啟升任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等職,但隨後便遭宦官魏忠賢讒劾去職。徐光啟遂迴歸上海,他結合中國古代以及西方傳來的農業資料“系統地進行增廣、審訂、批點、編排”,編撰而成後來的《農政全書》。


中國向西方尋找思想的第一人——徐光啟

徐光啟墓

徐光啟是晚明時期極少數幾個認識到引進西方文化重要性的先行者,雖然其自小便學習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但卻沒有那個年代文人士大夫們的封閉保守、夜郎自大、高談闊論。當時最常見的一種說法是“西學源出中國”,即士大夫們認為西學其實是中國古代傳到西方,但中國本身反而卻失傳的東西,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認為西學大多是“剽竊中國之緒餘”,黃宗羲則認為數學是周公時代傳到西方的。但徐光啟在對待西學和西方文明的態度上,遠早於且不同於晚清時期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的“中體西用”等思想,其不僅試圖知其然,更想要知其所以然,他在《簡平儀說序》中曾這樣說到:“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

徐光啟是一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其不僅編纂了集中國古代農學之大成的《農政全書》、系統介紹西方古典天文學(第谷體系)理論和方法的《崇禎曆書》等百科全書式的鉅著,還著有軍事文集《徐氏庖言》、水利著作《泰西水法》以及翻譯了一大批有關西方科技的著作。他試圖融西學與中學為一體,使兩者能夠互相促進,可謂既能承往聖之絕學,又能補儒學之不足,還能開治世之新法。然而他以西學挽救大明王朝的願望在那個時代註定是實現不了的,他耗盡心血推廣的火器不僅沒能保住大明,反而成就了後金征服明朝的奇蹟。

徐光啟墓前的對聯:“治歷明農百世師經天緯地,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揆文”便是對他一生最好的評價。

《罪惟錄》,查繼佐,明末清初;

《徐光啟行略》,比利時傳教士、漢學家柏應理(1623-1693),明末清初;

《明史·徐光啟傳》,張廷玉等,清朝;

《增補徐光啟年譜》,梁家勉原編,李天綱增補;上海古籍出版,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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