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师从于儒学大师荀子，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亲手杀害了同门师兄韩非，却又成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书”之议，则直接终结了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拜别师门
公元前247年，已经而立之年的李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老师到秦国去。
临走那天，老师荀子问李斯：“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呢？”李斯回答说：“现在各国都在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
李斯的回答很干脆，毫不掩饰自己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对于秦国，荀子并不陌生。十九年前，同样是经不住强秦的吸引，荀子一扫“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主动跑到秦国游学。在秦国，荀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上了。当他提出以儒家之“王道”补秦国“霸道”之不足时，秦昭王嘴上连连称善，却始终不肯用荀子。
与19年前不同的是，儒生西入咸阳不再是偶然，而各种饱学之士更是争相入秦。他们或入朝为官，或投身显贵门下，继续游学。与秦国的门庭若市相反，东方各国的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时移则事易，面对学生西入咸阳，荀子倒也不觉唐突。他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说不定李斯真能在秦国实现自己未竟之愿呢！然而，高兴之余，荀子又不免忧虑。一方面，秦国有不修儒道的传统，倘若李斯不善变通，难免会遭遇自己同样的命运。而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李斯太过灵活，毫无原则地曲意迎合秦国的传统。
见李斯心意已决，荀子也不强留。只是再三叮嘱，勿违为师之道。李斯遂拜别师恩，一路向西直奔咸阳。
士途还是仕途
荀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初入秦国的李斯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李斯风尘仆仆赶到咸阳，正逢秦庄襄王新丧，新即位的秦王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是太后赵姬和相国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商人，对治理国家并没有太多经验。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效仿战国四公子，不惜重金广揽人才。极盛时期，其门客多达三千余人。秦王年幼，尚未亲政，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李斯只能投靠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舍人。
吕不韦的相国府俨然一座稷下学宫，各种流派的学者文人汇聚一堂，或著述，或辩论，好不热闹。吕不韦倒也礼贤下士，经常光临辩论会场，聆听学者们的思想交锋。后来，吕不韦将门客们精彩的言论编撰结集成为著名的《吕氏春秋》，这是后话。李斯初入相国府，虽然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舍人，但衣食无忧，既可以参与学者间的辩论，又可以埋头做自己的学问，像老师在稷下学宫那样“不治而议论”，同样可以影响秦国的政治，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李斯并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舍人，他选择了一条直接介入政治的道路——入仕。尽管相国府食客三千，但真正具备大师级水准的人却少得可怜。李斯受教于儒学大师荀子，其思想之深邃，论辩之宏富，远非其他门客所能比肩。不久后，吕不韦就发现了李斯，任命他为郎官，名义上是保卫秦王嬴政的安全，实则为吕不韦安插于秦王身边的眼线。
李斯对这个安排欣然受之。在士途和仕途之间，李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这一刻开始，它将告别过去的士人生活。
王道还是霸道
李斯的入仕并不违背老师的儒道，荀子自己就当着兰陵县令。但是，从孔子开始，儒家始终坚持君臣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的关系。荀子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为臣之道“从道不从君”，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
尽管荀子一再告诫“勿违为师之道”，但身陷仕途的李斯很快做出了违背师门的选择。李斯仔细地考察着尚未成年的秦王，发现秦王嬴政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一心要实现伟大抱负。于是李斯很快做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投靠秦王。
李斯不愧为荀子的得意门生，其游说之术堪称绝伦。他深知，在崇尚霸道的秦国，引导秦王以儒术治天下，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他决定投其所好，以霸道取悦秦王。
李斯对秦王说：“从前秦穆公虽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东进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诸侯的人数还多，周朝的德望也没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兴起，相继推尊周朝。自从秦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现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
寥寥数语，直指嬴政胸怀，纵论古今，不离秦国霸业，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秦王心里，遂任命李斯为长史。李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本可以按照老师的思路，趁着嬴政年幼，多教他一些儒家的王道，弥补其霸道之不足。但是，在李斯看来，王道虽好，苦于见效太慢。孔子做过一项保守的估计：用王道（即道德教化）治国，至少要三十年才可以让天下归仁。三十年太久，秦王不肯等，李斯也就等不得。因此，李斯在自己的仕途生涯中，彻底放弃了荀子的王道，选择了立竿见影的霸道。
李斯上任之后立即给秦王上了一个瓦解六国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的重要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想尽办法把他们杀掉。等诸侯国君臣关系被离间后，再派良将去攻打。
如此阴毒的斗争手段，完全背离了儒家的道德，完全滑向了法家的权术。
韩非之死
无独有偶，同为荀子学生的韩非也从儒家出发，最终走向了法家，甚至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公子，李斯的同窗师兄。与李斯的平步青云截然相反，韩非回到韩国后，因为韩王的猜忌，一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写下了许多探讨治国之术的文章。
韩非子接受了老师“人性恶”的观念，但他完全否定了儒家的道德教化，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治国平天下。他甚至认为，对老百姓只能实行“愚民政策”，主张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而历史记载尤在禁绝之列。老百姓唯一需要学习的文化就是法律，各级官吏便是他们的老师。韩非尤其反感知识分子，指责“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应该连同侠客一起彻底消灭。
韩非的思想非常符合秦国的政治传统，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时，不禁感叹道：“如果哪天得见此人，并与之交往，虽死而无憾矣!”李斯听到这话，立即禀告秦王说，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学韩国公子韩非所写。于是，秦王不惜发动了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迫使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了秦国，与秦王相谈甚欢，但还没有马上信任他。这时，李斯和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韩非之死的记载过于简略。司马迁认定李斯是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理由很简单：妒贤嫉能。不过，司马迁的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事实上，秦王灭韩的计划早已提上日程，根本不可能因为欣赏韩非而彻底放弃。如果韩非离间秦国君臣的事情属实，则主张杀死韩非的就不再是李斯和姚贾，而是秦王嬴政了。
不管怎样，李斯都是杀害韩非的实际执行者。区别仅仅在于，他是主谋还是从犯。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即使韩非按律当诛，李斯也应该念在同门之谊而选择回避。以他在秦国之地位，申请回避应该不会影响其仕途。韩非之死，让李斯在秦王面前赚得了公而忘私的好评，但他也再次背离了荀子谆谆教诲的王道。
“釜底抽薪”焚书令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此后的秦国完全按照韩非的轨道高速的运行着。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前226年，秦破燕；前225年，秦灭魏；前224年，秦灭楚；前222年，燕赵残余俱亡；前221年，秦灭齐，天下归一。
秦统一之后，按照韩非的思路，构建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秦王嬴政改帝号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禁止百官议论皇帝的是非。在李斯的坚持下，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车轨，开中国两千年封建大一统之先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草的。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后世史家常常拘泥于焚书令毁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实不然。由于秦朝官府做好了图书备份，只焚毁民间藏书，因此，焚书令对文化典籍的破坏远不是论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客观上讲，李斯之后无真正之儒家，两千年的反孔斗争说到底与孔子无甚关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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