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寝室的上下床上，呆呆的望着天花板，天天就这么躺着，吃睡，睡吃，做不了事，也回不了家。偶尔听听音乐，学学英语，打发这寸步难行的寂寥时光。
瘸着脚，在异国的西海岸边，眼里澎拜着黄海之滨的浪花，和光着脚在海岸边戏浪的娃。那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我远离的故乡。
迎风飘过一片故乡的云，她在不停的向招唤，一种温馨氤氲到心底。我禁不住伸出双臂，想把它拥入怀中，可触碰到的却是一抹苦涩的思念。这份思念夹杂着脚面骨折的伤痛，化为一抹长长的乡愁，随着大海滚滚的波涛，飘向那遥远的东方。
记得那天，鬼使神差的陡然想穿高跟鞋去上班。上午十点钟，我做完报表从办公桌旁走出，刚走几步，一脚就踩到倒上汽油的地面，地上还粘着块胶带纸。当身体的重心压到左腿后，左脚跟迅速滑动起来，由于速度太快，还没等大脑产生反应，身体就已失控。就听“噗通”一声，一屁股跌坐在滑别过来的左脚上，脚上还发出一声清晰的“嘎吱”声，离我近的人都能听得清。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脚面和屁股下涌出。
车间里一百多号员工，都在缝纫机上认真的干着活，我跌倒的惨相，还是惊到了他们。此时，我没有专注在疼痛的纠结中，而是想立即摆脱这种在众人面前出丑的尴尬。试图把脚赶紧从屁股底下抽出来，可脚疼痛得再也摞不动分毫，只能用手把脚轻轻的从屁股下搬出来，左脚踝外侧往下一寸左右的脚面关节处，已肿起了一大块。
监工、副监工以及翻译等人，都跑过来问长问团。监工看我左腿不能动，就赶紧叫人来，要把我抬着送到寝室去。我的个性，哪肯让人抬着走，左脚虽不能动了，还有右脚，就是一只脚，也要自己走出这个车间。
我强忍住疼痛，可脸上还强装着笑。我让他们拉着我的膀子和手，借助他们的力，左腿保持弯曲不动状态，用右脚支撑着，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架着我，如同有了双拐，一步一跳的往寝室摞去。
想想刚来时，不知吃了多少苦，流水线上每一道工序都做过。还剪过线头，去裁剪房拉过布，去包装间整烫过衣服。那段时间，工作量太大，天天都要加班补班到凌晨三四点。哪怕熬一夜，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还得照常上班。
和我一起新来的人，个个都熬得面黄肌瘦，精疲力尽，连免疫力都有所下降，不是今天这个这里不舒服，就是明天那个那里有毛病。监工对我们新来的人心如铁石，没一丝同情，就是一夜不睡觉也要把产量完成，否则照样扣工资。
不知道为什么，监工天天眼睛盯着我，都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好像前世与他有冤仇。做再好也吃不住被人死盯着，哪有挑不出毛病的。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异国他乡，大家都已自顾不暇，又有谁能来帮我。所以，一切都得靠自己，只能忍气吞声，哪怕不吃不喝也要把事情做到最好，不落下被他挑刺的把柄，叫他无话可说。已记不清多少次，大家都去休息加餐，自己却把自己独自一个人留在车间里，心里生着闷气，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吭哧吭哧”的认真干着活。
后来，渐渐的走过了那段艰难期，半年后，监工的老乡做统计的小周，经常把车间产量数据弄错，搞得监工都焦头烂额。她自己也被压力压得抬不起头。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她只能辞去了这个职务，回流水线去做机工。监工看没有合适的人选，又把没人能干的事送到我的手上。而他的老乡们又在后面嘀咕，都说我没那水平干。总之，好事是不会挨到我的。
对于不熟悉的事，我还是老方法：拼命和认真。刚开始时，点数容易出错，天天脑子都绷得紧紧的，生怕一不注意把点过的数字忘了，有时车间一天要出上万件汗布衫成品，点过的数量稍有疑惑，我都要从头开始再过数。
自从我做了统计，不但不再有成品数据差错，就连车间里的成品堆积，也被整理得不再混乱。后来又增加了填写英文报表的任务。
一晃快一年了，做统计几个月过来，刚走上正规，所有事做得也有些得心应手。没曾想，倒霉的事又来了。
我被大家架到寝室后，监工叫他的老乡拿来跌打损伤的止血药喷剂，一遍一遍往我肿起的脚面上喷。甚至还要把他特定的早餐也要让给我，我知道无功不受禄，就婉言谢绝了他。他的 热心，让我感到吃惊和意外，也让我感到一丝温暖，缓解了些许后顾之忧的不安。
翻译赵老师也连忙打电话给总公司要车，把我送往医院。 阿治曼急诊医院是免费的，不用挂号直接到门诊医疗室就医。医疗室里一个头不高，微瘦，大约有四十来岁的菲律宾男医生接待了我们。他仔细的看了我脚面的伤情，又亲切的用英语询问跌倒的过程，赵老师赶紧接过去一一做了详细的回答。
医生并没让我去拍片，而拿来了石膏绷带和剪刀。他微笑着柔声问我：疼吗？我说：很疼。他举起手里的剪刀向我示意一下，又问：害怕吗？我看看他，只是脸上挤出一丝礼貌的笑容，心想打石膏有什么可怕的，就没回答他话。当时，我表情肯定因疼痛而特别不自然。医生打开剪刀口朝着我的脚，像剪东西一样，又把剪刀“咔嚓”的合上，笑着说：cutting!他像吓小孩一样逗我，样子挺好笑，我禁不住脸上堆起了笑容。
他看我笑了，就蹲下来，很熟练的用绷带把我脚密不透风的缠上，一直缠到脚裸以上。石膏加水搅拌均匀后，像抹墙一样，一下一下往缠好的绷带上抹。“墙”抹好了，又拿一卷绷带把外面一圈一圈裹起来捆绑好。
我的脚，如同穿上一只笨重的，用水泥制成的靴子模具，紧紧的缩在脚上。这菲律宾医生做事还真认真，就那一小块地方骨折，石膏却打得这么夸张。 离开前，他还叮嘱：回家要好好修养，不能随便走动，为了便于骨骼的恢复，一个月以后才能拆石膏。
这么笨重的脚，就是不疼路也不好走。监工看我住上床上下不方便。就要让下铺的人和我临时调换。我知道大家都不愿意住上铺，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更不想让别人不高兴，就坚持没调换。我平时上来下去本来就比较灵活，只是少了一只脚的力量，还可以借助两只膀子，另一条腿，这点困难相信自己能克服。
在养伤期间，厨师娟，每天都把第一份加量的饭菜端到我床边，那一个月被她养的白白胖胖。人说“患难见真情”，没想到和刚来时比，人际关系有一天一地的变化，有了这么多人的关爱，我很受感动。也减轻了些许远离家乡，在外落难时产生的苦闷和落寞。
快到中国年了，打石膏的脚已有二十来天，闷在粗大的石膏靴桶里，在亚热带气候里天天无法洗脚，真是难受至极。春节公司放假两天，大家都要出去玩，而我的脚还是没法正常走动。春节一个人躺在寝室，岂不更增加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节。
由于迪拜老乡的邀请，我再也按捺不住，索性找来剪刀，一点一点把石膏拆了，用裹在外面的绷带，又把脚面的骨折部位重新缠起来，露出脚头和脚跟，就一瘸一拐的去迪拜散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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