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7月1日，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第30任蘇丹馬哈茂德二世壯志未酬，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下，因病離開了人世，而當時奧斯曼帝國的處境非常得惡劣。
地方行省上的諸侯，埃及的實際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拒絕向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稱臣納貢，意圖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權，忍無可忍的蘇丹馬哈茂德二世決定向穆罕穆德·阿里宣戰。
奧斯曼帝國第30任蘇丹馬哈茂德二世廢除了近衛兵團制度，為改革掃除了障礙
但穆罕默德·阿里的軍隊在尼濟普戰役中把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打得潰不成軍，兵鋒直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布爾。
英國看到奧斯曼帝國在戰場上的連連失敗，害怕最終損害到自己在奧斯曼帝國的利益，於是出兵援助了奧斯曼帝國並擊退了埃及的軍隊，挽救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不過馬哈茂德二世沒能看到埃及軍隊的失敗，當時他已經離開了人世，他16歲的兒子阿卜杜勒-邁吉德繼位，成為奧斯曼帝國的第31任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
奧斯曼帝國的第31任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
“坦齊馬特”改革的目的
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在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基礎上，決定進一步推動改革，以挽救日漸衰落的奧斯曼帝國。於是蘇丹任命了改革派領袖，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擔任大維齊爾（相當於首相），奧斯曼帝國開始了其救亡圖存的“坦齊馬特”改革運動。
1839年11月3日，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蘇丹的皇宮大薩拉基里奧宮的花廳，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當著眾多外國使節的面，正式公佈了自己的改革法案，這份法案在日後也被稱為《花廳御詔》。《花廳御詔》的頒佈，標誌著持續近40年的“坦齊馬特”改革運動的開始。
《花廳御詔》的頒佈標誌著奧斯曼帝國“坦齊馬特”改革運動的開始
“坦齊馬特”改革運動，是一場在奧斯曼帝國洋務派領導下的救亡圖存運動。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社會進行全方位的西方化改造，打破奧斯曼帝國幾百年來陳舊的體制，提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國力，以便更好地應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但是改革的結果卻導致奧斯曼帝國進一步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最終導致了奧斯曼帝國的解體。一場本該推動帝國強大的改革運動卻最終導致了奧斯曼帝國的解體，也確實令人唏噓不已。
改革衝擊傳統伊斯蘭法
1840年，蘇丹專門設立了司法委員會，全程掌控司法領域的改革。司法改革當中最為亮點的部分就是改革確定了奧斯曼帝國所有的臣民，不論其宗教信仰和種族都應享有同樣的權利。這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長期以來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法律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奧斯曼帝國為了鼓勵更多的非穆斯林皈依伊斯蘭教，對在其境內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徵稅比例差異很大，同時帝國對非穆斯林還要徵收額外的人頭稅。在奧斯曼帝國境內，非穆斯林和穆斯林政治地位也是不同的。非穆斯林不得在帝國的行政機構當中擔任官職。如果要擔任官職，必須首先皈依伊斯蘭教，而且非穆斯林也不得加入帝國的軍隊，更不可能擔任軍隊的軍官。
這也就是說非穆斯林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政治地位要低於穆斯林，相當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二等公民。這其實體現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穆斯林認為伊斯蘭文化要優於基督教文化的觀念，穆斯林也因此充滿了對非穆斯林的優越感。
但是帝國新的司法改革中卻將這種差別給消除了，這使得一個以穆斯林群裡為主的奧斯曼社會一下子接受不了這種變化。改革的本來目的是為了消除帝國主義國家以基督教徒的權利不平等為由干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內政。
烏里瑪宗教學者階層——傳統保守勢力大本營
但結果卻是這條改革方案引起了帝國國內伊斯蘭保守派烏里瑪階層的強烈反對。所謂的“烏里瑪”階層是伊斯蘭教中的教權階層，他們代表著奧斯曼帝國境內的伊斯蘭宗教勢力，主要的職責就是高舉伊斯蘭教法規維持奧斯曼帝國的社會秩序。
在烏里瑪階層的宗教學者看來，將穆斯林的地位和異教徒放在一個平等是位置上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這遭到了穆斯林社會的集體抵制，使得蘇丹的改革方案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勉強通過的《商法》
到了1841年，在社會上的這種反對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大維齊爾雷希德帕夏為了更好的發展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決定仿照西歐各國的貿易法律制定自己的《貿易法》。
但是當法案提交到烏里瑪會議進行討論時，遭到了烏里瑪宗教學者的強烈反對。（奧斯曼帝國制定的法律都需要經過伊斯蘭教的烏里瑪階層會議討論和通過）。
烏里瑪學者認為新制定的商法大量照搬西歐各國的商法，這嚴重玷汙了伊斯蘭法的純潔性。在教權階層的強大壓力下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也被迫妥協，解除了雷希德的職務。不過蘇丹最終找了個藉口，在4年後恢復了雷希德的職務，經過反覆地博弈在1850年最終通過了《商法》。
但是在涉及公民政治權利領域的司法改革，一直都沒有任何進展。特別是在1852年，雷希德帕夏又遭到了伊斯蘭保守派的攻擊，蘇丹再次免去了他的職位，改革直接處於停滯的狀態。
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坦齊馬特”改革運動的設計師，屢次因保守派的攻擊而被免職
像這種改革的窘境同時代的清帝國也遇到了。大清的洋務運動比奧斯曼帝國的“坦齊馬特”運動晚了約二十年，但遇到問題也是類似的。當時的清帝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遭到失敗之後，決定向西方學習，但清帝國內關於向西方學習什麼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有一些人認為只需要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即可，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則認為除了軍事技術之外西方的科學、文化、制度也需要進行學習，但改革需按照“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來辦。清帝國內部的保守派和洋務派之間也產生了激烈的衝突，改革也是一波三折。
從奧斯曼帝國的改革遇到的困難可以看出來，帝國的伊斯蘭保守勢力是改革的最大阻力，但是保守勢力強弱一般和社會的整體思想態度相關。當社會的絕大多數民眾還沉浸在過去的奧斯曼帝國輝煌的歷史中時，僅靠少部分奧斯曼精英的改革其實很難在短時間改變整個社會的思想，改革註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羸弱的金融管理能力讓帝國金融系統落入西方列強手中
1840年，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決定按照歐洲的方式組建一家國家銀行，也就是後來的奧斯曼帝國銀行。這家銀行雖然是由奧斯曼帝國出資建立的，但很明顯奧斯曼帝國缺乏管理這家銀行的能力。
自從奧斯曼帝國立國以來，在奧斯曼帝國中從事金融貿易業務的人，一般都不是土耳其穆斯林，穆斯林的職業一般是軍人或者宗教職務。
意大利的威尼斯商人和熱納亞商人最早控制帝國的貿易和金融。後來則是由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控制了奧斯曼帝國的金融和工業投資。而隨著英法俄等帝國主義勢力侵入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的金融體系又開始掌握在了英法俄等帝國主義國家手中。
奧斯曼帝國末期領土被蠶食，西方列強劃分勢力範圍
濫發外債使帝國政府的財政陷入破產境地
由於奧斯曼帝國的缺乏金融運作的能力，從1858年期奧斯曼帝國就不得不開始舉借外債，並且將國內的關稅和鐵路建造權全部都抵押給外國銀行，這使得外國資本完全掌控了奧斯曼帝國的金融體系，帝國境內幾乎都是英法俄的銀行。
而且每次一到政府財政赤字時，奧斯曼帝國政府採取的就是貨幣貶值的政策，這樣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官員開始貪汙腐敗。由於帝國官員的俸祿是固定的，貨幣貶值導致他們不得不另謀財路，這使得賣官鬻爵，貪汙腐敗之風盛行。
所以這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奧斯曼帝國越進行改革，列強的勢力就更進一步的侵入奧斯曼帝國，主權進一步的淪喪，最後徹頭徹尾地淪落為了西方列強的保護國，更被西歐列強輕蔑地稱為“西亞病夫”。
1853年爆發的英法土三國與沙皇俄國的克里米亞戰爭
而奧斯曼帝國之所以沒有被列強完全瓜分，僅僅是因為列強無法達成利益上的一致，所以讓奧斯曼帝國維持現狀。如1853年—1856年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英法兩國為了遏制沙皇俄國吞併奧斯曼帝國的野心而與沙俄爆發的一場戰爭。
而同時期的大清帝國遇到的也是這樣一種情況。這不得不讓人相信這就是列強入侵他國的一種“套路”，落後國家因為缺乏相應的人才和技術，為了發展自己就需要求助於歐洲列強，而列強則通過這種套路最終控制落後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外交。
歷史反思：
- 國家的改革和發展不能寄託在他國的施捨上，奧斯曼帝國的“坦齊馬特”改革表面上看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自主改革，實質上改革全部操控在英法俄等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手中，奧斯曼帝國只不過是被動地根據列強的利益，通過改革調整自身來適應列強的要求。
- 而帝國改革遇到保守勢力的強大阻力，則需要帝國在教育上進行變革。只有改變奧斯曼帝國人民的思想，改革才能獲得最終的成功，而教育則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坦齊馬特”改革，這場奧斯曼帝國的救亡圖存運動，雖然未能最終阻止奧斯曼帝國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樣一個處境，但也為未來的奧斯曼帝國的大變革播下了種子。
相關參考：
《世界帝國史話：奧斯曼帝國》 黃維民
《奧斯曼帝國六百年：土耳其帝國的興衰》（英）帕特里克·貝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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