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真｜戴斯蒙·麥卡錫：成就斐然的失敗者

戴斯蒙·麥卡錫像

一

1919年1月，病痛初愈（“拔掉一顆牙齒，加之精疲力竭，犯了頭疼，我臥床了兩個星期”）的弗吉尼亞·伍爾夫決定每天晚上記錄一點身邊朋友的事蹟，聊以自娛。她打算記下“他們的現狀，描繪幾筆他們的性格，再評估他們的工作，預測他們未來的作品”。關於戴斯蒙·麥卡錫（Desmond MacCarthy），她是這樣寫的：

要寫戴斯蒙，困難在於你幾乎是要被迫去描寫一個愛爾蘭人。他怎樣錯過火車，彷彿天生缺少航舵那樣，只會隨波逐流；他怎樣一直在希望和計劃，卻踟躕不定，靠伶牙俐齒一路通行，編輯原諒他拖稿，店主原諒他賒賬，還至少有一個貴族在遺囑裡留給了他一千鎊……

伍爾夫說，麥卡錫懂得包容，懂得欣賞，可能是他們這群人裡性格最好的一個，但他“發覺玩樂太快樂，靠墊太柔軟，閒混太誘惑，我有時候感到，他已經喪失抱負”。文章結尾，伍爾夫想象這樣一出場景：某天，她翻檢著麥卡錫的書桌抽屜，在雜亂的吸墨紙和舊帳單中找出未完成的稿子，拿回去編成薄薄一本“桌邊閒談”（table talk），證明給年輕一代看：戴斯蒙是我們中最有天賦的。——“但他為什麼一事無成？他們會問。”

戴斯蒙·麥卡錫當然沒有一事無成。在伍爾夫寫下這篇後的二十年裡，他是“布盧姆斯伯裡文化圈”中最有大眾影響力的評論家，也是倫敦文藝圈中最受歡迎的人物。他先在《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當編輯，然後繼戈斯（Edmund Gosse）出任《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首席評論家。他在富豪朋友佈雷特（Olive Brett，Lord Esher）的資助下創辦月刊《人生與文學》（Life and Letters），刊載了羅素、阿道司·赫胥黎、馬克斯·比爾博姆等一眾名家的文章。更是身兼數職，為好幾家媒體供稿，為海涅曼出版社審稿，為BBC定期錄製節目，風光無限。他交際很多，日程很滿，派對女主人都喜歡他、歡迎他，有他在，聊天就不會冷場；他的從容，他的儒雅，讓所有人感到舒適。哪怕爽約，邀請者也會原諒他。據說他會同時答應梅費爾（Mayfair）、布盧姆斯伯裡和切爾西的三場飯局，最後不管現身哪一處，那邊都為他保留了位子。從藝術家到政客，從運動員到學者，他都能交上朋友，哪怕是觀念、信仰水火不容的兩個人，也可以同時視他為知交。麥卡錫曾說，從十七歲到五十歲，每一年他都能收穫一位摯友。

戴斯蒙·麥卡錫主編的《人生與文學》

白天精力旺盛的他夜裡卻常常失眠，崇高的文壇地位並不能消除他的愧怍。那是一種永遠在拼命趕路卻總也趕不上的愧怍。他趕不上坐車，趕不上赴宴，趕不上交稿，最要命的是，趕不上寫他想寫的書。多年來，他相信自己能寫出比肩托爾斯泰、亨利·詹姆斯和普魯斯特的小說傑作，而且因為時常把雄心和靈感表達得天花亂墜，他的朋友比他更相信這一點。1931年，五十三歲的麥卡錫出版了《畫像》初輯（Portraits I），自序劍走偏鋒，是一封寫給二十二歲自己的信。“我把這本書獻給你，年輕人，不過你是不會感到滿意的。你會疑心我是在嘲笑你，我承認，我是有點不懷好意。”麥卡錫坦言，青年時代心比天高，可三十載春秋過去，付梓的只是區區評論集，完全不符合當年的自我期許。他說，這封信不僅寫給1900年的自己，也寫給所有夢想當文學家卻不得不靠給報刊撰稿餬口的年輕人。撰稿人的職業固然不錯，但危害也不小，因為“思想的果實尚未成熟，就要採摘來招待客人”（must ever be cutting his thoughts in the green and serving them up unripe）。他向曾經的自己道歉：“我讓你失望了。”

戴斯蒙·麥卡錫

二

戴斯蒙·麥卡錫1877年5月20日生於普利茅斯（Plymouth），父親是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的高級職員，母親出身世家，是一位脾氣古怪的普魯士貴族奧托（Otto de la Chevallerie）的女兒。麥卡錫天資聰穎，作為家中獨子，從小受到父母傾力培養。他先後就讀於斯通豪斯學校（Stonehouse）和伊頓公學，十七歲考上劍橋，入學三一學院，遵父命隨名師學習歷史。在劍橋，性格開朗又擅長體育的他非常活躍，結交了許多終生好友。他劍橋時代最重要的一個事件是加入秘密社團“使徒會”（Apostles）。“使徒會”資格門檻很高，須經過長期考察，確保人品足堪信賴，成員在離校三年後自動引退，“羽化昇天”（become “an angel”），但依然可以參加內部聚會。他在“使徒會”的活動上認識了倫納德·伍爾夫（Leonard Woolf）和斯特萊切（Lytton Strachey），還通過弗吉尼亞的兄長託比·斯蒂芬（Thoby Stephen）與斯蒂芬家族結緣。“布盧姆斯伯裡文化圈”初具雛形。與麥卡錫關係最親密的是哲學家摩爾（G. E. Moore），摩爾只比他大三歲，卻是年輕“使徒”們的精神領袖。多年以後，倫納德對此依然津津樂道：

這是我常常樂於回顧的一幅畫面：戴斯蒙站在火爐旁，用他溫柔的聲音講述著一個離奇的長篇故事，而摩爾或是靠在沙發上，或是陷在扶手椅裡，菸斗通常已經熄了，在一陣止不住的大笑中從頭到腳都在顫抖。

G. E. 摩爾

後來供職《新政治家》時，麥卡錫給自己起了個廣為人知的筆名，“慈祥的鷹”（Affable Hawk），自嘲不修邊幅的外表，也寓意追求以友善的目光洞明世事的境界。不過，青年麥卡錫差不多是另外一番面貌。1903年，倫納德·伍爾夫初次見他，麥卡錫二十六歲，剛結束一輪老派的“壯遊”（Grand Tour）回國，逸興遄飛，英氣逼人，無論說什麼都能讓聽者如痴如醉，“他看起來像一隻極為雄健的小鷹，只要揮一下翅膀，想飛多高就能飛多高”，“好心的仙子慷慨賜予了他每一種可能的天賦，尤其是每一個想要當作家或者小說家的人渴望的天賦”，在倫納德和許多同輩友好眼裡，那時的麥卡錫把整個世界都踩在腳下。

1906年，麥卡錫加入《自由黨發言人》（The Liberal Speaker），撰寫劇評，熱心推介蕭伯納作品。四年後，他與羅傑·弗萊、克萊夫·貝爾結伴遊覽巴黎，拜訪古董商和收藏家，回到倫敦在格拉夫頓美術館（Grafton Galleries）策劃了“馬奈與後期印象派”（Manet and the Post-Impressionists）畫展，馬奈、塞尚、高更、畢加索等的畫作讓英國人大感震驚，一時惡評如潮。據說《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的藝術評論家菲利普斯（Claude Phillips）走出美術館的時候，把目錄扔在門口，狠狠踩了幾腳上去。除了廣泛的人緣和燦爛的口才，麥卡錫給身邊朋友留下的另一大印象是混亂的時間管理。與他伊頓公學式的溫文爾雅相伴的是慵懶與隨性，他會忘記約會，忘記帳單，甚至把作者託付他審讀的稿子忘在公共汽車上。愛德華·馬什（Edward Marsh）是他劍橋求學時期就開始來往的老友，後來還成為他的編輯。馬什在自傳《一些人，一些事》（A Number of People：A Book of Reminiscences）中說他“受邀不赴，借書不還”（a non-conductor of invitations, a quicksand for borrowed books），還講了一則關於早年間麥卡錫如何趕稿的趣事：某個星期天的晚上，馬什陪著麥卡錫一直忙到天亮，幫他把一篇支離破碎的寫塞繆爾·巴特勒的文章整飭出條理來。這篇文章是《新季刊》（

《一些人，一些事》

三

《散文工廠：1918年以來的英格蘭文學生活》

D. J. 泰勒在《散文工廠：1918年以來的英格蘭文學生活》（The Prose Factory：Literary Life in England Since 1918）中試圖探討過去百年間影響文學產業的各種因素和這些因素塑造我們文學趣味的方式，論及“布盧姆斯伯裡文化圈”的章節給了戴斯蒙·麥卡錫不少篇幅。泰勒說，青年麥卡錫之天賦異稟、前途無量，這幾乎是布盧姆斯伯裡成員的共識。可他太熱衷社交了（a social animal），總也沉不下心來寫作，妻子莫莉（Molly）隱忍多時，急得向朋友抱怨道：“戴斯蒙沒救了，他就像只小狗，門一開就往外躥。”為了逼他創作，莫莉組織布盧姆斯伯裡的友人建立“回憶錄俱樂部”（the Memoir Club），會員不定期聚會，朗讀新寫的回憶錄片段。可這番努力還是敗給了他優雅的延宕。年復一年，麥卡錫為何寫不出真正重要的作品成了布盧姆斯伯裡圈內一大未解之謎（one of the great Bloomsbury Puzzles）。

回憶錄俱樂部

作為麥卡錫親近的朋友，倫納德·伍爾夫在五卷本回憶錄卷三《重新開始》（Beginning Again）中，對他何以沒有兌現年少時的潛力做了詳細的分析，入理入情，值得一讀。倫納德認為，如果你立志寫出一流作品，就不要指望白天靠給報紙供稿或者去出版社上班養活自己，晚上再認真寫作，“哪怕當一個廚子、當一個園丁也比寫一堆二流東西或者擺弄書本強”。當所謂的撰稿人，對年輕作家是陷阱，是幻象，因為寫出的稿子不管是否署名，作者都會莫名其妙逃避掉某些責任。另外，麥卡錫的“拖延症”簡直病入膏肓：

當他覺得自己應該做某件事了，不管那件事是什麼事，他立刻會感到完全無能為力，然後去做別的事，不管什麼事都行，來避免做那件應該做的事。那件應該做的事究竟是什麼事並不重要；甚至可能是他其實想去做的事，但如果那件事同時是他意識到自己應該做的事，他會不由自主去做他並不想做的另一件事，只為不讓自己去做那件他應該做也想去做的事。

倫納德·伍爾夫自傳卷三《重新開始》

所以一旦麥卡錫發願寫他嚮往寫出的小說，寫小說隨即變成了分內的辛苦勞動，到頭來他往往會求助於給報刊寫稿來避免這種苦勞：報刊文章是他逃避寫作嚴肅小說的避難所。麥卡錫有智慧、懂幽默，想象力豐沛，語言天賦高超，可以精準描繪一個人物、一幅景象、一次衝突，這些都是一流作家的必備素質。但僅有寫作的能力還不夠。敢於出版自己投入巨大心血的作品，交付世人品評，需要對自己狠下心腸。倫納德說，一個作家在出書前應當說出這樣的話來：“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的書和我這個人；我要出版它，讓別人見鬼去吧！”（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about it and me; I shall publish it and be damned to them.）作家必須為自己寫的東西負責，必須在公眾面前充滿美感地脫下衣服，跳進紛繁意見的冰涼河水。可麥卡錫一動筆寫小說，時時瞻前顧後，處處生怕言不及義，眼看就要掉入自我懷疑的泥潭，只好趕緊抓住書評、劇評的救命稻草，給《星期日泰晤士報》撰稿他可以放低標準，因為“他不是為千秋萬世寫作，而是為一個短暫的週末”（not writing sub specie aeternitas，but for a short weekend）。

戴斯蒙·麥卡錫

一戰中，麥卡錫赴法國服務於紅十字會，其間同毛姆建立深厚友誼。當時的毛姆已是成功的劇作家，但尚未建立小說家的名聲。他看到毛姆在改一份校樣，好奇拿起來看，發現紙上改動極少。後來他知道，那是《人性的枷鎖》！他感嘆，小說家毛姆和劇作家毛姆一樣講究實際（business-like）。對完美的渴求不會困撓他；差強人意就足夠了（the adequate will do）。麥卡錫雖欣賞毛姆，認為他是敘事的高手，到底學不來這套不跟自己較勁的經濟學。他熟讀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和歐洲大陸文史哲經典，早年推崇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後來拜服托爾斯泰，恨不得自己的作品凝萃古今傑作之所長，同時避開其所短。希臘人說，最好是很好的仇敵。（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麥卡錫過度執著於寫出最好的小說，結果反為所累，被字網困住了手腳，連很好乃至尚可的小說都寫不出來了。

四

《聰慧的心：戴斯蒙與莫莉·麥卡錫傳》

麥卡錫夫婦晚年的一大欣慰是覓得塞西爾（Lord David Cecil）這位東床快婿，盛讚他是人間天使，“不僅有聰慧的頭腦，更有聰慧的心靈，這比聰慧的頭腦還要難得”（has a clever heart as well a clever head，which is rarer than a clever head）。許多年後，塞西爾的兒子兒媳為外公外婆立傳，化用這句話做書名，再貼切不過，因為戴斯蒙·麥卡錫同樣擁有“聰慧的心靈”。這讓他在與人、與文字打交道時永葆理解之同情。比起思想觀念和自然風景，他對翻覆莫測的人性更感興趣。他的觀點既符合常識，又富於想象力，他的文風優雅而曉暢，從不故作高深，擅長見微知著，藉助意象建立共情，他的目標讀者從來是“有修養的大眾”（cultivated general），而非困守書城的學究。麥卡錫欣賞蘭多（Walter Savage Landor）的文筆，說清爽的作家好比清澈的泉水，看似缺乏深度，實則不然；深不可測往往是渾濁造成的假象（the turbid look most profound）。麥卡錫讀書駁雜，詩文警句信筆擲出，儼然前兩天從名流的家宴上新鮮聽來。作為編輯，他的用稿宗旨從來是觀點有趣、文字好看。他說過：通往文化的第一步是學會感受文學帶給你的快樂。

報刊文章天生短命，再優秀的作者也只能獲得現世的關注，文學史永遠是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的主場。中年以後，麥卡錫逐漸接受了現實。他不復當年寫出不朽之作的壯志，並且心懷感恩，說雖然當批評家不是本意，但既然一不小心走到了這一步（I slipped into it），在文學評論裡揮灑才情，傳遞熱愛，也很好。他對斯夸爾（Jack Squire）說：“我們是成就斐然的失敗者。”（We are admirably successful failures.）在那封信最後，他與二十二歲的自己和解了，說要不是自己的懶惰與散漫，根本不會讀那麼多好書，也無緣在閒暇中品味文學之美，那樣的話，“作為批評家的我早就文思枯竭了”。

除了一冊介紹宮廷劇院（Court Theatre）的小書，麥卡錫所有的作品都是報刊文章，他曾對斯特萊切說：“我得每星期趕三篇稿子，直到死去的那天。”1920到1928年間，“慈祥的鷹”的專欄幾乎每週更新，以慵懶著稱的他其實產量驚人。他在一方天地裡忙碌勞作，推好書，評新劇，說經歷，憶故人，生前陸續出版了《畫像》（只有初輯，沒有續輯）《批評》（Criticism）《經驗》（Experience）《戲劇》（Drama）《蕭翁》（Shaw）等作品，身後又有《人文》（Humanities）《回憶》（Memories）《劇院》（Theatre）等文集問世。筆耕之外，從1927年開始，他在BBC的讀書節目整整播送二十五年，他的聲音成為一代英國人的記憶。1951年，麥卡錫獲封爵士，以表彰他在文學批評和閱讀推廣方面的卓越貢獻。

戴斯蒙·麥卡錫作品《畫像》（1955年新版，去掉了1931年初版的“初輯”字樣）

戴斯蒙·麥卡錫作品《回憶》

麥卡錫年輕時身體健碩，老來卻頻受哮喘折磨。倫納德在自傳裡回憶了他與麥卡錫的最後一次相見，暮景殘光，令人倍加感傷。麥卡錫去世前不久的一個秋夜，十一點鐘光景，倫納德和他剛參加完一次“回憶錄俱樂部”的聚會，走到街上。天氣很冷，麥卡錫喘得很厲害，倫納德扶他上車，目送他離去。在戈登廣場（Gordon Square）的街角，他彷彿看到年輕的自己和麥卡錫在德文郡的山間漫步，同摩爾和斯特萊切一起參加復活節的讀書會，“目睹朋友老病牽纏的苦難，猛然憶起他們年富力強的景象，再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叫人難過了”。倫納德戲言自己從未長大，或者說從未年輕過，所以永遠懷舊，恍惚間難辨今昔，在自傳的不止一處，感慨“閉眼青春年少，睜眼垂垂年老”。

利頓·斯特萊切

昔日門生莫蒂默爾（Raymond Mortimer）笑言，麥卡錫愛閱讀勝過愛寫作，愛聊天又勝過愛閱讀。不止一位朋友說過，戴斯蒙是他接觸過的最會聊天的人。伍爾夫夫婦曾經找倫納德的秘書格林小姐偷偷速記他的言談，這份記錄如今不存，可據她講，麥卡錫滔滔不絕，記下來卻並不精彩。格林小姐的判斷已無對證，但即便我們今天能看到那份記錄，也未必會覺得多麼驚豔。文字可以傳達說話的具體內容，卻絕難傳達說話者的風神。還是倫納德·伍爾夫的話：麥卡錫活生生的本人（the living person），他的聲音語調，他句子轉折的地方，他寬容、和藹的笑容，他皺起的額頭，他透著幽默閃光的敏銳眼神，一起造就了他的魅力。他不在了，這絕版的一切也隨之雲散。一個作者，如果本人遠比作品有趣，被遺忘也許就是宿命。

伍爾夫夫婦

1952年6月，他回母校領受榮譽學位時因哮喘引發的支氣管肺炎去世。如今他安眠在劍橋，與至交摩爾毗鄰而居。可惜，後人終究沒機會像弗吉尼亞·伍爾夫想象的那樣去他抽屜裡翻拾片玉碎金了。在拜格諾（Enid Bagnold）的《自傳》（Autobiography）裡翻到下面這段，寫她跟晚年的麥卡錫通電話：

在我中年（他晚年）的一天早上，他打電話來倫敦找我。

“我清理了我的書桌，所有東西統統扔了。”

“都有些什麼東西？”

“幾個第一幕。幾個第二幕。如果一部劇沒寫完，維爾吉利亞，那就等於沒開始寫。未完成的短篇小說。真是個悲傷的早晨啊。我坐著心想，”他標誌性地輕輕一笑，“我寫得多棒！”

伊妮德·拜格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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