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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这么一个传说。号称“六不”总督的叶名琛，被英人俘获后，转押至印度加尔各答，关在玻璃房内，被人当猴子似的观赏。
“剑雄品评”认为，首先，这只是个以讹传讹、令人叹息的传说，其次，这是对叶名琛的污名化。根源在于晚清时人，或后人的丑陋从众心理在作怪。
认为他反正已掉进粪坑了，我再浇上一勺屎尿，又能如何。
这种典型的“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心理，加上国人素喜以讹传讹，朝野上下有意无意地在叶名琛被俘后，将其陆续黑个够。反正叶远在印度，也不会知道。
叶名琛并不是个完美的大臣，这是我翻看他资料时，所产生的感觉。在那个已开始接触洋务的年代，他的思想，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
他迷信神仙（总督衙门建有"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军机政务时决于卦语）；他胆大包天伪造诏书、拼凑消息欺瞒皇上；他过于自负、恃胜而骄导致广州城陷落致兵火燹灾。
促使小编动笔的原因，是在史海钩沉中，发现了叶名琛在抗英战争中，其作战精神的决绝、筹计出招的灵活、出人意料的创新。
在这一方面，他并没有比林则徐、左宗棠等旷世名臣差了多少。
为什么他的历史，会被无情地践踏和埋没呢？
也许，在晚清的雪崩发生时，确实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每一片雪花，都为这次雪崩，在不同程度上出了一份力。但是，叶名琛这片被看似被污染的雪花，也需得到还原。
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那场雪崩的再探究。
所以，尽管小编水平有限，但仍决定去解开这个谜底。
那么，既然认为叶名琛被污名化，我们有几个问题，就需要解决。
1.为什么说叶名琛是被黑的，而不是真的像粤人所讥讽的那样，是一个“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的庸臣木吏呢？
2.群众的从众心理可以理解，那到底是谁，率先将叶名琛推入了名誉的粪坑呢？
一，叶名琛的真正实力
叶名琛，字昆臣，生于1807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其家族又是药商世家。人非常聪明，少年即“以诗文鸣一时”。
38岁就做到广东巡抚，咸丰2年(1852年)，即被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
体仁阁大学士，这个最厉害、荣誉式的正一品官衔。这里只讲一点，叶名琛因灭太平军有功，擢授体仁阁大学士时，其他督抚正被太平军打得焦头烂额，曾国藩、左宗棠才刚开始办练湘军。
下面取叶名琛稍弱的“两广总督”和“实授”这两件事，论证一下叶总督的实力。
先说“实授”吧。
按中国古代的官制，官阶分“九品十八阶”，够细了吧。到了满清王朝，他们在“九品十八阶”的基础上，又花式了
“实授、署理、护理、协办”4种任职方式。“实授”，简而言之就是官、职的“名至实归”；
“署理”，即有临时和试用的性质；
“护理”，即为低官高配；
“协办”，即“署理”和“护理”的合流。
中国的官制，到了明朝之时，就玩出那么多花样，可见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成熟；到了清朝，还嫌不够，当然也是时势所需，在各种官阶的前面，又加上了这4种任职方式。
这官场中的道道，不是国人，还真搞不明白。
一叶知秋、以小窥大，现在该知道了吧，为什么总说大清王朝才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
再说“两广总督”，此职号称满清王朝9位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一。
《清史稿·职官志三》云，"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两广总督，虽不比直隶总督踞制京畿、名动天下。但两广之地的总督，至晚清这个阶段时，已是天下最难做的总督了。
为什么说最难做呢？
因为那时的两广总督，还兼着通商大臣（后改为五口通商大臣，再改为南洋通商大臣）的虚衔（以设置通商大臣为虚衔的态度，可看出大清对外贸的排斥，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大家知道，大清帝国脱胎于中央集权制度，由于儒家文化的长期侵淫。历来对外邦只有“羁縻”之对，而无“外交”之策。
所谓的“羁縻政策”。拆开看，"羁"，就是以军政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利益给予抚慰。
一开一合、软硬兼施，满满的宗主国对小藩邦的“厚黑”手段。于是，“羁縻”这两个字，便赋有了强烈的表达中央政府与蕃属下邦松散隶属关系的象征。
如此，自然有了“上国”和“下邦”之分野；
而当时西方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却是秉承为保证国际间的贸易顺利完成的“平等互利”之理念。
说起来，“外交”脱胎于13世纪的意大利的城邦国家米兰（欧洲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城邦时期——古希腊城邦和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城邦）。
也可以这样说，当时国际间的贸易活动，催生了现代国与国外交雏形的诞生；而工业革命和近代科技，使“平等互利”的外交理念有能力漂洋过海、攻城略地。
请记住这一点，从整个西方角度来说，外交最先起源于商务，而不是政务。
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执工业革命之龙头，既有商业实力之雄厚，又挟舰船枪炮之犀利，再裹基督教义之普世。
她的工业生产能力，即便时世界各国所有生产能力都绑在一起，也不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强大；其外贸额的庞大，足以令任何国家心生绝望。英国的富庶，已使整个世界为之羡慕嫉妒恨。
但显然在遥远的东方，基督文化碰到了儒家文化这个硬茬子上了。
因此终清一朝，大清国不管被打得有多悲惨，赔掉了多少银两，总是偏执的，或一直误以“羁縻”之孤策，来应付工业化时期的国际关系。
连英人也不得不惊叹，明显处于技术劣势的儒家文化的顽强和抗揍。
据乾隆朝首次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日记中的记载，马氏曾无可奈何地埋怨道，“大清自高自大，不肯和英国平等相处，进行平等贸易。”
而他的随员安德逊则郁郁寡欢地说，
“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在通州，军机领班大臣和珅要求马戛尔尼使团进京后，应对乾隆帝行三叩九拜之礼，并由此与英使团发生了至今成谜的“跪拜纠纷”。
实际上，洋人万里迢迢、远渡重洋来到大清国，首要当在求利，还真不是为了篡朝；求利不成，以武相胁，终还是为求利，而非欲灭大清。
出于文化的殊异，大清国当然不会这么想。
乾隆朝英人涉海入清。当时，大清用羁縻之对，以”洋夷”观之；而英人用外交之策，以“国际”视清。
双边的外交活动，因宵壤之别的理念，一时陷入“鸡同鸭讲”的窘境。
因为大清国自奉为“上国、中原”，自然会有如下的对夷之策。
1，不能让“洋夷蛮蕃”打着商业贸易的幌子，在国内乱走乱窜、传播邪教异说；
2，不能让洋夷在京设使、公馆，并以之轻易地与皇帝及中央政府对话（除皇帝下旨召见外），这样不利于上国天威的保持，并易伤及礼制、国体。
从国家需求和改良动机来说，农耕国家之所以画地为牢，而不愿破茧而出，进行国际间的外交、外贸活动，从根本来说，是由如下2个原因造成的。
1，儒家的等级礼制，是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的基础和核心。礼制的崩坏，意味着中央集权制度从底层地崩溃。此后果，对满清统治者来说，是绝对值得为之一战的。
2，我中华物产丰阜，地广人众，洋人的奇技淫巧、枝末之物，根本不是我中华官民生存所必需。
于是，依照历来的“羁縻政策”，先立“十三行”做防火墙，限止洋人的活动。仅以广州口岸，恩赏其“贡易”我天朝（英人始终认为，两国之间是平等的贸易）。
鸦片战争前后，英人极尽恶毒、且动用武力，用鸦片做货品，来汲取大清的血汗银两。
基于上国礼制的原因，大清皇帝认为，皇廷和中央政府都不屑于与洋人打交道，这样无疑会自降上国之身份，但惧于英人的船坚炮利，又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于是，将定义为对内的地方封疆大吏推到前台，干起了令儒臣们手生的外交、外贸部的活。两广总督当然是避无可避，被迫第一个站在与洋人接触的最前线。
这种接触，总督就不仅是管制辖地内的商务、民情、军政，更重要的是，还要主办外交、交习洋务。
以地方大员来主办外交，以儒家理论的“家国一体”，来迁就、糊弄外交、商务上的“平等互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亘古未有。
履职两广总督之难，难就难在这里！
当然，纵观叶名琛的历史，他显然不是李鸿章、张之洞这般的洋务人才。在洋务方面，甚至还比较落伍，但他善于变通、且胆大妄为，在对英抗争中，依然属于不可多得的人才。
另外，随着晚清统治力的衰弱，统治阶级对汉人就特别忌惮，“用汉防汉”之心愈加强烈。
由此可见，身为汉人的叶名琛，不说被擢授体仁阁大学士这份荣耀，仅以其被朝廷实授两广总督，叶名琛当属道光、咸丰帝眼中实实在在的干吏能臣。
那么，仅就叶名琛本身实力的探讨，已让当时朝野所渲染的，叶名琛之“六不”总督愚蠢木讷的形象，有渐露破绽之相。
下面继续深挖史料，耐心地靠近160年前的真相。
二，叶名琛在对英抗争中的表现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满清政府不得不从一口通商，变为向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简称五口通商，并废除公行贸易制度（即废除13行的防火墙），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随后，《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被迫相继签订。这些条约，都是签订国要求同等享有英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其中包括兵船可自由出入通商口岸，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大清如变更关税，需经与签订国领事商议同意，扩大领事裁判权等等。
反正是一群饿狼围着大野牛，都要求咬下同等数量的肉，真令大清国先伤身、后伤心。
条约虽已签订，因广州人民在三元里之战后，与英人积怨颇深，故民间坚决反对英人入城。
道光29年(1849年)正月，英国公使文翰向署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提出践约入城的要求，被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借口顺应民意而拒绝。
这中间有一个梗。巡抚叶名琛敏锐地发现民意可用，遂怂恿总督徐广缙伪造了道光帝的诏书，哄骗英人，致其入城的企图落空。
道光皇帝闻讯后大喜，不仅不降罪，还破例将叶名琛加封为男爵，使他成为满清王朝中少有的汉人男爵。
矫旨欺上，凌迟大罪。可见，道光帝是多么希望孱弱的大清国能赢一次啊！以至于宁愿对徐、叶之欺君罔上视而不见，还另加殊荣。道光帝也是乐糊涂了！
后来，英人再提入城旧事，这次是派兵舰直闯珠江口内，要求履约入城，徐广缙单骑入英舰，斥责英人。英人欲扣留徐总督，最后被珠江两岸数十万百姓的呐喊声所吓跑。
等到叶名琛被实授两广总督，对英人入城，也是屡屡如法炮制，用民意吓阻英人。港督包令，提及入城旧事，被叶名琛用谋略手段玩成了废人。
后来，英人不得不去找别的督抚，这些高官又将此事，当皮球踢回到叶名琛那里。因为叶名琛是五口通商大臣，只有他有资格跟洋人交涉。
英人实在不想面对叶名琛，因为连入广州城，这种白纸黑字写在条约中的条款，也被叶名琛屡屡以搪塞、推诿、扯皮的方法，把英人玩成废人。
耿直的英人即便是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还是死活入不了广州城。叫与叶名琛谈，又能谈出什么名堂来。
万般无奈的英人遂大骂大清国言而无信，没有西方的经实力比拼，暨立约后的“契约精神”。
来回几次，英人终于发现，原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大炮打开的大清国门里面，居然还有无数道看不见、摸不着的玻璃门和套中套。
炮弹够用，脑子不够用呀！
此刻，英人也算是深刻地领教了中国另类文化中，潜规则功夫的厉害。
于是，英人借“亚罗号事件”为由，也不与叶名琛谈了，直接炮轰广州城。此前，叶名琛已借机修复了城墙、炮台，还招募了10万团勇以应对。
第2次鸦片战争开始了。
叶总督发布告示、晓谕乡民，"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面对叶氏对英作战之决绝和义无反顾，虑及其死后，声名被无端践踏，令人叹息不已。
此外，第2次鸦片战争开始前，叶名琛就对英人展开了间谍战。他聪明的利用保甲连坐制度，侦捕敢于为英人刺探情报或提供粮食的汉奸；他还给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明，命令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
英人通过中国民间获取情报和物质的通道，被叶名琛干脆利落地掐断了。
他开创性地动用情报人员，去香港刺探情报，执行绑架、暗杀、骚扰、下毒的任务，并首开对香港的禁运。
此举，令英军不仅在两广寸步难行，即便是在香港，也是过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由此可见，叶氏的军政能力相当的强大，绝非一般循吏庸臣可比。
毕竟，叶氏是初次玩情报特工，故特工人员易出问题。由此叶氏没有及时掌握住关键性的情报，以为英军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他认为英国根本无力再次发动对华的战争。
再加上清廷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兵员、物质大幅倾斜到剿灭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中，由此造成的财政拮据，和因情报失误造成的对英疏忽，广州城就没有及时的在每次战斗后，予以修缮。
额尔金爵士率领援军进驻香港后，在大批英军的反复攻击下，因汉奸的出卖，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作战半途与敌勾结，广州城遂告陷落。
叶名琛自知回天无力，遂官服齐整端坐于总督府里，面不改色、束手待擒。
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之“六不”，除“不死、不降、不走”属实外，
谓其“不战”，是说不过去的；所谓的“不守”，也是言过其实，属受情报失误和财政拮据所累，谓其“失守”，似更为恰当；
而“不和”，也不是叶氏敷衍敌人和本国，而是表达了一种灵活抵抗英人的态度。比如扯皮、耍赖等等方法（从英人角度来看）。
三，叶名琛到底率先被谁黑了呢
那么，堂堂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到底被谁先黑了呢？
答案是，被英人所黑。
要知道，叶名琛在当世时，远比你我现在看到、听到的，要有实力和位高权重的多。
即便是对其恨之入骨的英人，在破城俘之后，对叶总督的重视，也远比你我现在嘻嘻哈哈，看着本文中叶名琛故事的态度，要严正肃容的多。
知道为什么要将叶名琛押往印度么？印度可不缺猴子！
英人历来重商嗜利，可以为生意运输鸦片过马六甲海峡，可不会为了天竺人的好奇，而花钱费力、飘洋过海将叶名琛运到印度去展览。
由于英人忌惮叶名琛在华人中（不仅是国人）如日中天的声望，本想将其拘禁广州，怕被国人所营救，青山再起。便想就近将其押往英属殖民地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额尔金爵士后来思来想去，又怕被殖民地的华人所救，终感不妥。于是英舰“无畏号”在海上兜兜转转了48天，将叶名琛千里迢迢，转运到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巢穴——印度。
英人认为，"总督叶名琛无疑是个英勇果断、较有韬略的人，广州人日后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
但与视礼制、面子为生命的国人打交道久了，英人也变机灵了许多了。要想长期占领广州这个商业的桥头堡，不仅要把叶名琛的人运走，还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
这就与国内某些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地方要人的投降派，正要推卸守土之责的想法不谋而合，加上一些因被叶氏阻止英人入城，而损害了利益的两广商人掺和，于是，敌我双方各怀鬼胎，将叶名琛丑化成“六不”总督，以达到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
同时，咸丰帝在得知叶名琛被俘之后，因惧怕英军以叶名琛要挟清政府，随即下旨罢免叶氏的一切职务。让两广当局晓谕天下，叶名琛为失土革职犯官，其生死与大清帝国无关。
旨曰“该督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
又传谕各地督抚，“著即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
摘抄其旨行文，“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其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
不管怎样，在此战中，咸丰帝为收复国土，不受叶名琛所牵扯，故意降罪毁其誉，即便是情有可原，也属令人侧目、丑陋的冷血。
而在几年前，咸丰帝还盛赞叶名琛，“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
至于在战后，弃都而逃的咸丰帝，干脆将战败之责，全甩锅给了叶名琛，讥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总督，其丑陋的无用弃之的冷血，更是无从狡辩。
此时，叶名琛被满清王朝所抛弃。其留及后世之誉，已沉没史海、寂寂无声。而且，其褒乏贬盛的“六不”总督的声誉，还常被民间有意无意、以讹传讹拿出来的调侃和讥讽。
让史料来作结吧。后世的《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
叶名琛在得知今生绝无可能到达英国，与维多利亚女王就鸦片战争之事论理，在吃完从广州带过来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因拒食异乡之食而绝食身亡，死于印度加尔各答。
临绝时并无它话，只叹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其气节虽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却远比19年持节不屈、遥望大汉，年老尚能归乡苏武的结局，要惨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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