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尔看守所的收监生活还不赖，我过得算是好的。本来时局犯人都是贴有黄色标签，被当局监视的要犯，应该单独收监。但是那时时局犯人太多，就只能关在普通监房了，一个屋子住 8 个人。有人说住单间好，我却喜欢和普通犯人混住，这样可以了解社会、体察人生。
我隔壁住着韩胜宪律师。当时他因为在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吊辞》招来笔祸，以违反《反共法》为由遭到拘留。我住到他隔壁后，他预料到我没有什么准备，通过管理员送了一套运动上衣和短裤给我。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这套衣服帮了我大忙。
出监后，他又做回人权律师，我们再相遇时已经是同行了。卢武铉、李相洙律师因“大宇造船事件”被拘留时，我们还一起做过共同辩护人。提起首尔看守所的经历，他也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首尔看守所里除了韩律师，还有朴炯圭牧师、金观锡牧师、诗人金芝河等很多铁骨铮铮的在野人士，也有“东亚自由言论守护斗争委员会”的记者们，他们因为在东亚日报社搞自由言论运动而遭到解雇。我被拘留三周之后，4 月底紧急措施第 9 号出台，又有一批与此关联的时局犯人被关了进来。如果有人来探视，在探视前后等待的时间里，跟那人打个招呼，分享最新消息成为我们的一件乐事。
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有两种，有钱的叫“虎毛”，没钱的叫“狗毛”。“虎毛”与“狗毛”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世上再也没一个地方像这里这样赤裸裸地暴露金钱的威力了。我们屋里“虎毛”“狗毛”各占一半，经济实力算是不错的。“虎毛间”与“狗毛间”早晨洗脸的时间都不一样。
同屋的人都管我叫“学生”，对我很照顾。怎么说我名义上也是法学院大四的学生，更何况还通过了司法考试第一期。我帮其他在押人员写过请愿书、陈情表之类的，这样一来其他监房的人也总是找我帮忙。
在看守所生活有一件事令我一直不能忘怀。当时看守所周围有很多鸽子，鸽子有时会飞到我们楼前的空地上，我们无聊的时候就看鸽子解闷，还有人把剩饭扔过去喂鸽子。我们屋有条件，很多人偷偷买来小零食。所谓小零食就是往人造黄油上抹蛋黄，做成像奶油一样的东西，用饼干蘸着吃，味道还不错。有了这些，吃饭时看守所给的“官食”自然就剩下很多，我也经常把剩饭攒起来扔给鸽子。
这样一来，时间一到，鸽子就飞到我们屋附近等着。每次我给鸽子喂东西时，发现对面的少年犯监房里的少年犯们会聚到窗口看鸽子们抢食。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也是凑热闹，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不是看着好玩。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心疼那些喂给鸽子的饭，自己也想吃。
我大吃一惊！我根本不知道其中原委，竟然拿剩饭喂鸽子，还自得其乐！这真让我羞愧难当。这些少年犯都是“狗毛”，除了看守所给的“官食”，根本没有任何吃的，只能天天忍饥挨饿。知道真相之后，我跟同屋商量，把不吃的官食留出一两份，原封不动地给少年犯监房送去。
有句话叫“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验证。看守所监房里除了四面白墙，什么都没有。但就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没什么是做不出来的。我们把面包袋里小小的商标攒起来，用商标背面当壁纸贴墙，把装面包的塑料袋做成晾衣绳，还能把牙刷杆磨尖做成刀，自己动手制作围棋盘和围棋子、象棋盘和象棋子，下棋玩。围棋子是用米粒做成的，蘸点复写纸的墨汁就成了黑子，我一直惊奇于这样做出来的棋子竟然结实无比。
宣判的日子临近了，狱友们一面祈祷我能够被释放，一面开始准备送给我的礼物。有两三个人那几天做得很认真，我看到他们把装面包的塑料袋搓成绳，然后用手摩擦加热拽起来，就做成了塑料绳。神奇的是他们用不同颜色的塑料袋做成了不同颜色的塑料绳，有红色的、淡绿色的。
绳的粗细根据拽的力度有所不同。他们把自制的各种颜色、各种粗细的绳子捆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漂亮的花瓶送给我，还跟我说：以后，当了法官、检察官也不要忘记世上这么多冤屈的人，把花瓶放在书桌上，多想想生活的艰难。
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就像韩胜宪律师讽刺的那样，当时的司法量刑是明码标价，而且几乎全都是立即执行。但法官却宣布我缓期 10 个月执行。当时在众多大学中，被判缓期执行的只有我们。我想这应该是法官做出的“良心判决”。果不其然，那位法官不久就连任失败了，所有人都猜测是由于他在时局案件中做的良心判决。
后来我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在调查过我的首尔北部地方检察厅做了实习检察官，还在审判过我的首尔北部地方法院做了实习法官。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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