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在中國有數千年的歷史，而明代是文人篆刻藝術興起和繁榮的重要時期，人們認為文徵明、文彭父子“
朱琪 著始闢印源”，然而事實果然如此嗎？還是與王維被推為“南宗畫派”始祖一樣另有原由呢？
▲文彭刻“七十二峰深處”
科舉考試自古以來的都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艱難操作”，“過了橋”的那些自然是去當官——齊家、治國、平天下。那——還有那數不清的沒能“過橋”的學子文人呢？入仕無望的底層文人，除了當“教書先生”還有沒有其他的出路？從另一方面來看，那些“過了橋”的人當中又有沒有被做官“耽誤”了的藝術家呢？
河北正定的梁氏家族是明代的高門大戶，這個家族在明代可謂位極人臣，收藏鉅富。明清之際梁氏家族有一位著名的收藏家——梁清標，徐世昌稱其“蒐藏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海內”，他書畫收藏品包括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等。梁氏墓園曾經是何等的莊嚴肅穆，梁清標的收藏興趣又是受到何人的影響？這些也都等待讀者朋友們來一一解密。
本書集結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無錫博物院、蘇州博物館、山東博物館等21家文博機構的81方出土（含徵集）明代文人印章，以及各類印材、印盒等相關器具、資料共近百件，全部以清晰圖版精印呈現，為有史以來全國公藏明代文人印章的首次盤點，對於明代文人印章的斷代、鑑別、藝術特徵及印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標本參考意義。
作者更以十一篇論文對這些出土印章進行了細緻的整理和研究，一方面輯錄、介紹了印章的出處，考訂了印文內容和藝術特徵，糾正了考古報告及其他資料中的誤漏；另一方面也對篆刻作者、印主的學術背景、文化交遊以及史實、事蹟都進行了考證，為讀者勾勒出了篆刻藝術在明代文人階層中的大致樣貌。
名家作序
曹錦炎
古代印章，是人們作為昭明信用的憑證，劉熙《釋名》謂：“印者，信也。”同時，官璽也是國家行政機構實行職權的工具。戰國時期，私印大量出現，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後世作為私印的文人用印，其特點主要體現在印章和中國書畫的結合與對書法用筆的運用，其濫觴於唐，兩宋以後開始盛行，從而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書畫作品上除了鈐有作者的名號印及閒章外，或鈐有收藏、鑑賞者的用印，包括姓名印、齋館印以及閒章等，成為一時藝術風尚。
明代在中國篆刻藝術發展史上處於顯要地位，是文人篆刻藝術興起和繁榮的重要時期。以吳門文徵明、文彭父子“始闢印源” ，文人學士親手參與篆刻，將知識分子的“尚意 ”審美觀融入方寸之間，開創了文人篆刻流派之風。文人篆刻與用印體系之所以發軔於中國東南部的江南一帶，與兩宋以後江南地區經濟發達、人文薈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另一方面，明代文人往往好古成癖，或考證金石文字，或彙輯印蛻成譜，或在用印中心儀手摹，以古文字入印遂成為一時風氣，入印書體中常見到採用宋人所編字書中的傳抄古文，便是很好的證據，這與宋室南渡後南方文人長期浸淫宋代金石學遺風的影響不無關係。
傳世留存在歷代書畫作品上的印蛻，自然是篆刻藝術研究者主要關注的資料；而歷代文人用印的實物，儘管發現數量不多，也是研究篆刻藝術者夢寐以求的對象。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隨著基本建設的大規模開展，考古工作也蓬勃興起，加之文物部門的大力征集以及藏家化私為公的慷慨捐贈，各地博物館陸續發現和收藏了不少明代文人印章。收集、整理和考證研究這些新出明代文人印章，大有可為，也是十分必要的。朱琪兄正是出於他的敏銳目光，加之孜孜不倦的努力，將其作為主攻科研課題，經過幾載寒暑的辛苦，終於成就了他的專著
《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輯存與研究》一書，值得慶賀。研究新出明代文人印，除了輯錄、介紹印章出處及考訂印文內容、藝術特徵外，印主的學術背景、文化交遊圈及其史事史蹟，也是十分重要的。印學史的研究，離不開這兩個方面，這與車之兩輪不可偏廢，是同樣的道理。朱琪兄的《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輯存與研究》一書，正是把握好這個分寸，從兩方面予以切入。全書分成上下兩編：上編是新出八十三方明代文人印章的輯存與詳細介紹，內容豐富；下編則分八章從多維的視角深入探討這批新資料，鉤沉抉微，引人入勝。
朱琪兄長期從事印學史研究，尤著力於對明清文人流派印的探討。近日承他示以《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輯存與研究》書稿，我得以先睹為快。閱讀全書，尤其是下編八章精彩的研究內容，使我對明代文人印有了不少新的認識和體會，瞭解更趨全面，受益匪淺。相信讀到本書的讀者和我同樣，一定會開卷有益。茲讀後贅上數語，權以為序。
（曹錦炎，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
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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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懸魚
排版 | 清風師兄 編輯 丹陽市古代契約文書收藏館 孫國武 孫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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