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華夏文明發祥之地：安陽殷墟漫步

安陽殷墟的考察，由器物陳列參觀，到王陵遺址巡覽，是一個透過歷史層累，觸及和傾聽歷史現場的過程。

外出的路途已然是種奇妙的體驗。在清晨睡夢中，忽然被高速的列車拽向未知的目的地，而後又被拋上大巴，幾經顛簸，已近中午。空間的疏遠感和日程的陌生感，將我們從熟悉的校園、書卷和日常節律中抽離，迫使我們直面歷史現場。

上午參觀出土器物，時間匆忙，未能悉數端詳，但考古工作者“透物見人”，還原歷史現場的洞察力，依然讓我印象深刻。

晚商青銅製作的繁盛，不僅可由出土重器直觀印證，更可以從窖藏的陶範、鉛錠規模加以推想。商王朝號令、征戰與貿易的範圍，史書所載地名蕪雜，難以稽考辨偽，而出土的海貝、鯨骨與西北銅鏡，明白勾勒出商王的斧鉞所加、聲威所及。對於彼時的社會結構，持不同理論範式的史家多有爭鳴，而規模龐大、以私產隨葬的平民墓葬，清晰折射出平民社會的時代面影。以小觀大，由物及人，從規模、範圍到結構，考古工作者梳理審視遺物，最大程度還原文明的形象。

如果說，上午的器物參觀讓我對殷商的宏大氣象有了初步的外形認知，那麼王陵遺址，則作為更生動的遺蹟，拉近了我們與歷史現場的精神距離。

下午陽光隱微，曠地上風吹著有些涼，四圍松樹墨翠，更顯肅穆。半天的路途，讓倦意漸漸蓋過了興奮。不過這種心境，似乎也適於和薪燭將盡、藏魂黃土的王陵主人們對話。

這些生前坐擁重器，掌握天命，俯視眾生的商王，逝去後為何依然要埋葬在洹水邊，靜默地注視宮殿？身前宮殿與身後墳陵，為何要家族聚集，血脈相連？他們墓裡的人殉、人牲意味著什麼，與饕餮食人的紋樣有無絲縷關聯？青銅饕餮所封藏的那個今天看來充滿血火的時代，是怎樣塑造“中國性”的？中國文明戎祀並重、允執厥中的禮儀政治層級模式，怎樣在王朝興替、天命推移中代代承繼？從band, tribe到chiefdom, state，甲骨刻寫的群邦家國，鐵折銅鉤的經史子集，真的能夠被套上國際概念的禮帽和領帶，擺入文明譜系中合影嗎？

西風，夕照，漫步，遙想。

千般疑惑，一時翻湧。

讀書時也有斷續的思考，但只有走近黃土、青銅和白骨，書中的蟻排黑字才漸漸鮮活，色彩次第顯影，聲響此彼起伏。撥開歷史層累迷霧，觸及歷史現場，實非妄語。

太史公遍訪六國故地，而後成一家之言。顧頡剛走出書齋，考察西北，探微古史愈加深刻。在荒野中體會過塵暴和乾旱的沃斯特先生也說，歷史研究者要去到自己書寫的那個地方，因為視覺的印象會改變很多原有的偏見。前輩學人考察遺蹟、感知歷史現場的研究路徑，值得我們體味和效仿。

傍晚到了安陽市區，忽而從晚商被拖回當代，強烈的反差讓人有些目眩。假如真有蓬萊奇方，竟能使一位商王回生，那麼，當他目睹今天的中國城市，除了遙相呼應的漢字筆意，還有沒有熟悉的家傳遺物呢？須知那是詩經未成編，青牛未西行的年代，更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假如將我們的歷史書譯成甲骨文遞送回商代，那一定是一本寫滿狂想和荒誕的預言集，足以使所有大巫師的龜甲占卜相形失色。或許，對商王來說，我們是遠方的陌生人，對我們來說，殷商是遠方的陌生文明。先祖在天，我輩在地，而觸及歷史現場、與古人共情的願景，或許終究只能是曠野遠方的地平線：眼中所見，分明是天地相接，策馬奔行，卻永遠無法抵達？

帶著思緒，回到酒店，嶽老師顧不上一天的辛苦，講解了發現殷墟的坎坷歷程和輝煌成就。殷墟發掘的意義不僅在解釋晚商文明，也是中國現代考古的蹣跚起步。殷墟所承載的歷史現場，不只有晚商，也有1928以來考古學的成長與考古學人的風采。

按李濟先生的看法，安陽殷墟的考古成就，並非偶然，但實屬不易。乾嘉考據和清代金石學為甲骨的發現奠定了基礎，西方考古學者的活動引入了科學方法，文物保護觀念的進步減少了阻力，古史辯“

東周以上無信史”的挑戰刺激了學者們重建商史的決心，大眾傳媒的報道提供了國人考古學啟蒙的最初契機。雖然如此，發掘的困難也是顯然的。

考古學家眼中的文物與遺蹟，提供了珍貴的歷史信息，而在盜墓者、地方軍閥眼中，卻只有挖寶。在內憂外患中的安陽發掘，如果沒有傅斯年的大力提倡和四方奔走，沒有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的專業素養，或許安陽又會成為一段“吾國學術之傷心史”。幸運的是，中國考古的迅速發展，及時回應了時代的關切和挑戰，並一路延續至今。

我們對歷史現場的還原，總是建立在前人的努力上，回望殷商的王都氣象，其間不僅有統一王朝禮儀政治的萌芽，也隱約重疊有前輩考古學人田野工作的辛勤身影。我們這次去到的考古工作站條件樸素簡單，學者紮根堅守其中，需要許多付出與犧牲。這樣說來，雖然時空相隔，我們依然為一脈貫通的學術精神所聯繫。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術的綿延嬗遞，學人的會心相知，將歷史的浩茫時空化作比鄰咫尺。

或許我們需要感悟的歷史現場，不是凍結的，而是流淌的，是流淌的光影投射到今天。今天的中國，從版圖到文字，難道沒有殷墟遺影嗎？今天的中國人，從面容到心態，難道沒有商民形貌嗎？今天的中國考古學，從範式到實踐，難道沒有安陽血脈嗎？歷史研究的對象，不是死了三千年的標本，而是活了三千年的生命。研究歷史的學人，不是置身史外的上帝，而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正如黑格爾說宇宙通過產生人類精神來認識自己，以達到完滿自身的目的。形而上的世界我們或許不瞭解，但是我們的確常常忘記，自己就身在重重疊疊的歷史現場之中，也構成歷史層累上新的一層，我們與遙遠的歷史現場，本是一脈相連，理解與共情，並非虛言。

忽然記起，上午在殷墟博物館看見甲骨文的“眾”字，與人民大學的校徽驚人地相似。或許日下躬身勞作的眾人，是在宅土茫茫之上耕耘文明的殷商先民，是在兵荒馬亂之中開拓發掘的考古學者，是紮根黃土心懷眾人的陝公和人大，是千千萬萬平凡的勞作者，他們層累地投射成為今天的中國歷史。

《中國考古學》結尾那個未盡的問題：這片土地上的諸多小村落，是怎樣一步步變為這個被稱為“中國”的偉大文明體系的？或許我們要在一層層的歷史現場中，一個個的人身上開始尋找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