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1952年生於北京。先後去雲南插隊，當過工人、老師，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後來又拿到了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碩士學位，回國後，曾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任教。1992年辭職，成為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病逝於北京，年僅45歲。
他被譽為中國的喬伊斯兼卡夫卡，也是唯一一位兩次獲得世界華語文化界重要獎項“臺灣《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的中國大陸作家。在當代中國作家中，從沒有人像他那樣獲得數不清的讚譽和追捧，被一代代年輕人奉為精神偶像。
他的小說為讀者貢獻了現代漢語小說前所未有的閱讀快感，他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別樣世界；他的雜文，幽默中充滿智性，為讀者打開一條通向智慧、理性的道路。
2020年4月11日，王小波逝世23週年。
紀念小波最好的方式，就是再一次閱讀他的文字。通過閱讀追憶他穿透時光的魅力，也追溯第一次讀到他時的我們自己。
▍《黃金時代》
當然，我對此有不同的意見。在我看來，這東西無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飄著懶洋洋的雲彩。下半截沉在黑暗裡，上半截仍浮在陽光中。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後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槌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捱了槌的牛一樣。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麼也槌不了我。
▍《萬壽寺》
當一切都無可挽回地淪為真實，我的故事就要結束了。在玫瑰色的晨光裡，我終於找到了我們的戶口本，第一頁上寫著她的名字，在另一欄上寫著：戶主。我的名字在第二頁上，另一欄上寫著：戶主之夫。我終於知道了她的名字，但現在不敢說；恐怕她 會跳到我身上來，叫道：連我的名字你都知道了！這怎麼得了啊！現在不是舉行慶祝活動的適當時節，不過，我遲早會說的。
你已經看到這個故事是怎麼結束的：我和過去的我融會貫通，變成了一個人。白衣女人和過去的女孩融會貫通，變成了一個人。我又和她融會貫通，這樣就越變越少了。所謂真實，就是這樣令人無可奈何的庸俗。
雖然記憶已經恢復，我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但我還想回到長安城裡——這已經成為一種積習。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對我來說，這個世界在長安城裡。我最終走進了自己的屋子——那座湖心的水榭。在四面微白的紙壁中間，黑沉沉的一片睜大紅色的眼睛——火盆在屋子裡散發著酸溜溜的炭味。而房外，則是一片沉重的濤聲，這種聲音帶著溼透了的雪花的重量——水在攪著雪，雪又在攪著水，最 後攪成了一鍋粥。我在黑暗裡坐下，揭開火盆的蓋子，烏黑的炭塊之間伸長了紅藍兩色的火焰。在腿下的氈子上，滿是打了捆的紙張，有堅韌的羊皮紙，也有柔軟的高麗紙。紙張中間是我的鋪 蓋卷。我沒有點燈，也沒有打開鋪蓋，就在雜亂之中躺下，眼睛 絕望地看著黑暗。這是因為，
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上前往湘西鳳凰寨的不歸路。薛嵩要到那裡和紅線會合，我要回到萬壽寺和白衣女人會合。長安城裡的一切已經結束。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紅拂夜奔》
你是不能從人群裡認出我來的，儘管你知道我頭髮灰白，一年四季總穿灰色的衣服。現在每天我都到系裡去上班，在我的辦公桌上放了一個老式的墨水池，那東西看上去像個眼鏡，左邊的一個墨水瓶裡是紅墨水，右面一個是藍墨水，中間的凹槽裡放了好多蘸水筆尖。每天早上我來時，都要仔細地把筆尖挑選一遍，把磨禿了的筆尖揀出來，包在一張紙裡扔進廢紙簍；然後戴上老花鏡批閱學生的作業。這些學生是加州伯克利教的。批完之後我把這些作業本拿到對面他的辦公桌上，然後看教科書的校樣，到十一點鐘我到廁所去洗手準備回家—有人在洗手池上放了一撮洗衣粉，用它可以去掉手上的墨水漬。我就是這樣一天天老下去了。從這個樣子你絕看不出我每天每夜每小時每一分鐘都在想入非非，懷念著十七歲時見到的紫色天空，岸邊長滿綠色蘆葦的河流，還有我的馬兄弟。我本來不是這樣，是裝成這樣的。你不可能從一個消瘦、憔悴的數學教師身上看到這些。
有關人隨時在想些什麼，我只知道一個例子，就是我自己，別人不可能把一切都告訴我。所以我只好推己及人。在統計學上可以證明，以一個例子的樣本來推論無限總體，這種方法十分之壞。安妮 · 弗蘭克就犯了這種錯誤，從自己是善良的推出了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雖然這300份善良被深藏在心裡；這個推論簡直是黑色幽默。但是在這件事上沒有別的方法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件事能讓我相信我是對的，就是人生來有趣，過去有趣，渴望有趣，內心有趣卻假裝無趣。也沒有一件事能證明我是錯的，讓我相信人生來無趣，過去無趣現在也無趣，不喜歡有趣的事而且表裡如一。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只能強忍著絕望活在世界上。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豬樂桃 繪
後來，豬兄學會了汽笛叫，這個本領給它招來了麻煩。我們那裡有座糖廠，中午要鳴一次汽笛，讓工人換班。我們隊下地幹活時，聽見這次汽笛響就收工回來。我的豬兄每天上午十點鐘總要跳到房上學汽笛，地裡的人聽見它叫就回來——這可比糖廠鳴笛早了一個半小時。坦白地說，這不能全怪豬兄，它畢竟不是鍋爐，叫起來和汽笛還有些區別，但老鄉們卻硬說聽不出來。領導上因此開了一個會，把它定成了
破壞春耕的壞分子，要對它採取專政手段——會議的精神我已經知道了，但我不為它擔憂——因為假如專政是指繩索和殺豬刀的話，那是一點門都沒有的。以前的領導也不是沒試過，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沒用：豬兄跑起來像顆魚雷，能把狗撞出一丈開外。誰知這回是動了真格的，指導員帶了二十幾個人，手拿五四式手槍；副指導員帶了十幾人，手持看青的火槍，分兩路在豬場外的空地上兜捕它。這就使我陷入了內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該舞起兩把殺豬刀衝出去，和它並肩戰鬥，但我又覺得這樣做太過驚世駭俗——它畢竟是隻豬啊；還有一個理由，我不敢對抗領導，我懷疑這才是問題之所在。總之，我在一邊看著。豬兄的鎮定使我佩服至極：它很冷靜地躲在手槍和火槍的連線之內，任憑人喊狗咬，不離那條線。這樣，拿手槍的人開火就會把拿火槍的打死，反之亦然；兩頭同時開火，兩頭都會被打死。至於它，因為目標小，多半沒事。就這樣連兜了幾個圈子，它找到了一個空子，一頭撞出去了，跑得瀟灑至極。以後我在甘蔗地裡還見過它一次，它長出了獠牙，還認識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這種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贊成它對心懷叵測的人保持距離。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懷念這隻特立獨行的豬。
▍《綠毛水怪》
有一天學校開大會，我們出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那是五月間的事情。白天下了一場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沒有風。結果是起了雨霧。天黑得很早。沿街樓房的窗戶上噴著一團團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銀燈在半天照起了沖天的白霧。人、汽車隱隱約約地出現和消失。我們走到 10 路汽車站旁。幾盞昏暗的路燈下，人們就像在水底一樣。我們無言地走著，妖妖忽然問我：“你看這夜霧，我們怎麼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作起詩來，並且馬上念出來。要知道我過去根本不認為自己有一點作詩的天分。
我說：“妖妖，你看那水銀燈的燈光像什麼？大團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著柔軟的針一樣的光。”
妖妖說：“好，那麼我們在人行道上走呢？這昏黃的路燈呢？”我抬頭看看路燈，它把昏黃的燈光隔著濛濛的霧氣一直投向地面。
我說：“我們好像在池塘的水底。從一個月亮走向另一個月亮。”
妖妖忽然大驚小怪地叫起來：“陳輝，你是詩人呢！”
我說：“我是詩人？不錯，當然我是詩人。”
“你怎麼啦？我說真的呢！你很可以做一個不壞的詩人。你有真正的詩人氣質！
▍《愛你就像愛生命》
你媽媽不喜歡我。你媽媽是個好人，為什麼要惹她生氣呢？再說，這樣的事情也不是你應該遇到的。真的，你不應該遇到。還有好多的好人都不喜歡我。你為什麼要遇到那麼多痛苦呢！
還有我。我是愛你的，看見就愛上了。我愛你愛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個人手裡一隻鴿子飛走了，他從心裡祝福那鴿子的飛翔。你也飛吧。我會難過，也會高興，到底會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我來說幾句讓你生氣的話，你就會討厭我了。小布爾喬亞的26臭話！你已經二十六七歲了。不能再和一個駱駝在一起。既然如此，乾脆不要竹籃打水的好。你別為我擔心。
我遇到過好多讓我難過的事情。十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了，我從蚊帳裡鑽出來，用鋼筆在月光下的一面鏡子上寫詩，寫了趁墨水不幹又塗了，然後又寫，直到塗得鏡子全變藍了……那時滿肚子的少年豪氣全變成辛酸淚了。我都不能不用這種輕佻的語氣把它寫出來，不然我又要哭。這些事情你能體會嗎？“只有歌要美，美卻不要歌。” 以後我就知道這是殉道者的道路了。至於趕潮流趕時髦，我還能學會嗎？真成了出賣靈魂了。我遇到過這種事情。可是，當時我還沒今天難過呢。越悲愴的時候我越想嬉皮。
這些事情都讓它過去吧。你別哭。真的，要是哭過以後你就好過了你就哭吧，但是我希望你別哭。王先生十之八九是個廢物。來，咱們倆一塊來罵他：去他的！
我會不愛你嗎？不愛你？不會。愛你就像愛生命。算了。不胡扯。
▍《沉默的大多數》
王小波生前最後一封電子郵件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只是極少數，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裡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並不是我的發現，是蕭伯納告訴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裡，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個假痴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在我身上，後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才會寫這本書。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裡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鬆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穫到優雅，收穫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穫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待的這個社會里，什麼都收穫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看過但丁《神曲》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裡一動都不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裡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彷彿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裡呢？
在蕭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只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力，他已經不戰而勝了。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麼，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
1997年4月2日，我坐在王小波君的家裡，翻看他剛辦來不久的貨車駕駛執照。“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幹這個。”他對我說。我看了看他黑鐵塔似的身軀，又想了想他那些到處招惹麻煩的小說和雜文，覺得他這樣安排自己的後半生很有道理。於是我對這位未來的貨車司機表示了祝賀，然後，拿了他送我的《小說界》第二期(那上面有他的小說《紅拂夜奔》)， 告辭出來。他提起一隻舊塑料暖瓶，送我走到院門口。他說：“再見，我去打水。”然後，我向前走，他向回走。當我轉身回望時，我看見他走路的腳步很慢，衣服很舊，暖瓶很破。
那是王小波君留給一個熱愛智慧和有趣的年輕人的最後的背影，一個寥落、孤獨而傷感的背影。那時我想起他跟我說過的兩句話。一句是：“我的大半生都在抑鬱中度過。”一句是：“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在我凝望他背影的瞬間，我咀嚼出這兩句話之間的必然的關係。但那只是一瞬間的事，然後我就快樂地想：在這個沉悶無聊的世界上，還有這樣一個智慧而有趣的人，是多麼好呵！
——李靜 （王小波生前的好友）
紀念 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者 王小波
逝世23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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