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王彬如拿到判決書後，攝於法院門口。 受訪者供圖。
一場5元一局的牌局，改變了一個公民的人生軌跡。
2011年8月19日下午，成都女子王彬如和兩個朋友在溫江楊柳東路上的“金海岸”茶樓內打麻將，玩的是四川麻將“血戰到底”。“5元每局，最多也不過一局贏20元”，但3個小時後，即被公安機關抓獲，王彬如被拘留15日、處罰款1000元，另外兩人分別行政拘留12日，罰款500元。
根據新京報報道，王彬如不願“認賭服輸”，將溫江區公安分局告上法庭，幾經輾轉，案子一路打到了最高法。201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指令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四川省高法作出再審決定，撤銷一、二審法院的判決，同時撤銷行政處罰。今年6月21日，王彬如收到成都市郫都區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法院判令成都市公安局溫江分局於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王彬如賠償4739.1元，並向其賠禮道歉。
▲王彬如收到行政賠償判決書。 受訪者供圖。
不可否認，利用打麻將賭博是一種違法行為。《治安管理處罰法》有明確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為賭博提供條件的，或者參與賭博賭資較大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並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款”。但是，並不是所有帶輸贏的打麻將行為都構成違法，是否行政處罰，還必須達到“賭資較大”或“情節嚴重”等條件。平心而論，5元一局的麻將，的確很難夠得上處罰的“門檻”。
事實上，打麻將是否處罰，不僅看“賭資數額”，還得看“跟誰打”，是否具有營利的色彩。跟不認識的人與親友之間的“帶彩頭”打麻將，主觀意圖不同，社會危害性不同，處罰也應有所區別。
2005年公安部下發的《關於辦理賭博違法案件適用的法律若干問題的通知》也指出，“不以營利為目的，親屬之間進行帶有財物輸贏的打麻將、玩撲克等娛樂活動，不予處罰”，“親屬之外的其他人之間進行帶有少量財物輸贏的打麻將、玩撲克等娛樂活動，不予處罰”。再看這起“5元麻將案”，王彬如和兩位朋友之間的娛樂行為，顯然不應視為一般打牌賭博而處罰。
行政處罰是對違法公民作出處罰，關係人身自由和財產利益，必須慎之又慎。根據《行政處罰法》，“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推導出行政執法“過罰相當”原則。也就是什麼樣的過錯和危害，承擔什麼樣的處罰責任，既不能讓該重罰的受輕罰，也不能讓該輕罰的受重罰。具體到這起案件中，親友之間5元一局的麻將，對社會的危害極其有限，有關部門的行政處罰理應謙抑謹慎，而不是任性掄起大棒。
回看這起沸沸揚揚的“5元麻將案”，從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指令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到省高院撤銷行政處罰，再到當地法院判令公安機關賠償並賠禮道歉。經由這些司法糾錯的舉措，一度被扭曲的行政處罰被依法歸正，而公民受損的切身利益，也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國家救濟。更釋放出了明晰權力邊界、保障公民權利的訊號，其意義遠在個案之上。
當然，這起案件並非完美的終點。對於公民王彬如，維權過程太過於艱難，一、二審均敗訴，歷經7年有餘，才爭取到了公道和正義。4000多元的國家賠償，的確很難與付出精力與金錢相匹配。長遠以視之，不僅應從司法上暢通公民維權渠道，降低維權成本，還有必要從立法上統一“裁量標準”，明確打麻將的處罰界線，進而規制行政處罰權的自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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