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社會
作為文化群體的蒙古人，長期以來基本保持著“逐水草而遊牧”的生存方式。這種生業方式，當它成為一種長久的歷史實踐時，必然地創造出了與之相應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它是以人家畜和環境三個要素構成的特殊的生業方式。在這個生業方式——由人、畜和自然構成的人工生態系統中，牧民通過家畜的中介反饋來適應環境，扮演著生態調節者的角色，與此同時牧民在薩滿教的氛圍中體驗著敬畏自然、注重和諧、崇尚自由的審美境界，這使得蒙古族遊牧文化具有了一種深刻的生態內涵和強烈的藝術氣質。 [1]
古代蒙古社會，政治制度方面對個人的管束不大，遊牧民不僅有一定數量的個人財產，在一定的區域內還可以自由遷徙。普通領主也享有充分的生產經營自主權。
蒙古古代法律制度較為寬鬆，很少傷及個人人身，而是以罰畜等手段為主。早期的宗教--薩滿教並不觸及或約束人的內心、靈魂。這些社會現實，為蒙古人的自由精神的滋生和成長提供了客觀基礎。草原傳統文化中的自由精神是從其社會、文化內部自發形成的。但是蒙古人的自由精神存在著本身的脆弱性，主要原因是缺乏強有力的理論信仰作為導向，仍處於自發形成的較低層次，往往表現為無目的性、無核心和無凝聚力，它與散漫、無政府狀態有一定的內在聯繫。[
1]
在古代蒙古人的倫理道德生活中，務實的態度同樣是其所固有的。在阿闌豁阿“五箭訓子”的傳說中，我們看到這位母親用生動形象的比喻教育兒子們，一定要精誠團結、互相信任，只有這樣，才能在亂世中站穩腳跟，發展壯大起來，否則就會被擊垮、消滅。這種教誨在當時那種部落紛爭、動盪不安的社會中是十分實用而有益的。從文獻資料的內容來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鑰匙》等反映出來的都是一種切合實際的道德原則和處事法則，並沒有空洞的說教和虛無飄渺的想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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