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龔澎（1914-1970），原名龔維航，祖籍安徽合肥，1914年出生於日本橫濱 。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曾任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重慶《新華日報》記者、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秘書、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組副組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新聞組組長。建國後，歷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部長助理。1970年去世，終年56歲。
退休之後，我整理筆記本和日記本時，發現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第4版右下角剪下來的一份剪報，是新華社22日發出的“外交部部長助理龔澎同志逝世”的消息。消息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外交部部長助理龔澎同志，於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日因病逝世。龔澎同志一九三六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患病期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志曾前往醫院看望她。”這短短的文字勾起了我對龔澎同志的回憶和深切的懷念。
龔澎在太行山給民兵們上課
1965年8月，我從河北大學漢語言文學系畢業，被分配到外交部。到外交部後又被派到外交學院外事調研專修班學習英語。兩年後，我被分到外交部新聞司。當時，龔澎部長助理是這個司的主管部領導。從那時起到1970年3月龔澎同志生病前大約兩年多的時間裡，我有多次機會近距離見到她，並得到她的鼓勵、關心和幫助，令人難忘。
“文革”初期，龔澎受到衝擊。我進新聞司時，她剛恢復工作不久。當時，外交部每天上午搞業務，下午搞“運動”。一天下午，龔澎來新聞司參加全司大會。一到會場，大家立刻將她圍了起來，相互問候，談業務、議“運動”、聊家常。她發現司裡來了幾位新同志，便熱情地和我們一一握手，並問我們的姓名、年齡、籍貫等情況。這是第一次見到龔澎同志的情景，倍感親切。
1968年，原對外文化委員會撤銷，其中文委宣傳司、特稿圖片社和展覽工作室的部分業務移交給外交部新聞司。在龔澎同志主持下，我也參與了交接工作。國慶節後，我被外交部的群眾組織“大聯合委員會”臨時借到政宣組，有機會參加了“解放”龔澎的一些預備會議。在上述過程中，使我進一步認識也更加崇敬龔澎同志，她也逐漸瞭解了我這個年輕人。
親臨現場指導工作
1956年1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龔澎舉行宴會，招待以阿卜杜勒·莫內姆·馬茂德·薩韋為首的埃
龔澎同志工作細緻，作風嚴謹。她幾乎每週都來新聞司一次，每次都深入到各處，面對面地聽取每位同志的彙報並悉心指導。1969年11月，我從“大聯委”政宣組調回到新聞司二處，主管西北歐地區的對外宣傳和文化交流業務。
當時，原對外文委展覽工作室留下來個案子：中國現代陶瓷藝術展覽在北歐國家巡迴展出後，展品運抵法國。由於展品已陳舊破損，我國駐法使館建議從國內充實些新展品，以便能繼續展出。我與江西省景德鎮聯繫，請有關廠家製作了一些新的藝術陶瓷運到北京。但運來的展品很不理想，特別是一組《沙家浜》陶塑，做得比較粗糙。龔澎同志和主管司、處領導一道來逐一審查這些展品，同意我的看法——不宜展出。
時值文化大革命，廠家又難以提供新的、適宜的展品。考慮到駐法國大使館黃鎮將軍是位畫家，懂藝術，我建議駐法使館從館舍現有的陳列品中選擇一些精緻的藝術陶瓷，由黃大使審定作為補充展品繼續展出，從而使問題得到解決。
還有一次，二處收到一個會籤件：原對外文委為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在國內建立了一些狩獵隊，獵取並飼養珍稀野生動物，以滿足對外動物交換之需。
“文革”開始後，對外文委很快癱瘓並撤銷，狩獵隊沒人管，失去經濟來源，難以為繼。會籤件中提出取消這項業務並引用了毛主席的“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這條語錄。韓念龍副部長批示：“我看這個銅板還是不要省吧。”經研究，大家同意韓念龍副部長的意見，文件沒有會籤。
為了說明國家間開展動物交換的必要性，龔澎同志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非洲有一種珍稀動物，有關部門請使館為國內引進一對。由於價格較貴，使館為了節約開支，只買了一隻。沒料到，這種動物雌雄之間很重“感情”，形影不離。這隻動物在運輸途中和運抵我國之後，一直“鬧情緒”，不吃不喝，思念配偶，不久便抑鬱而死。表面上好像省了些銅板，結果是白花錢。龔澎同志以此說明，要注意節約，但必要的錢還得花，國家間的動物交換還是應該進行的。
龔澎在全國婦聯報告會上
1970年年初的一箇中午，龔澎辦公室來電話，讓我下午上班後到她的辦公室去一下。原來龔澎同志正在審批我起草的一份電報。她對稿子不太滿意，想改得更清晰些。她談了想法並授修改意見。我重新寫時，她忙著其他工作。我寫好後，她讓我看報紙等待審定。忽然，她說有點頭暈，很不舒服，需要到沙發上躺一會兒，讓我再等等。大約休息了二十分鐘，她很快起來把電報改好，說過去改這種稿子只要十幾分鍾，今天竟花了半個多小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她還囑咐我，寫東西要注意讓別人能看明白。我感到很愧疚，決心以後辦事時要想得更周到些，文字表達得更清楚些。
我是學中文的，在中學和大學期間學過點俄語，但從未接觸英語。1965年入部後，進外交學院學習英語。原擬兩年畢業，再安排工作，從事外交調研，通過實踐繼續提高英語水平。1966年6月，“文革”爆發，我中斷了學業，英語沒能過關。
龔澎在天安門城樓上
龔澎同志瞭解到我的情況，多次鼓勵我要利用業餘時間抓緊自修英語，與外賓接觸時大膽實踐，並建議我閱讀英文版《毛澤東選集》，這樣既能學習毛主席著作，又能提高英語水平。在那動亂的年代，重視學習被視為有“個人考慮”，龔澎同志的鼓勵和教誨給我指出了方向。那時我愛人在外地，我住集體宿舍，平時沒有家務，業餘時間幾乎都給了英語。龔澎同志去世後，我不論是在“五七幹校”勞動，還是調回新聞司工作，都堅持自修英語。
1977年至1979年，司領導安排我去外調班重新學習英語。結業後，開始了我向往的調研工作。而後的二十多年裡，工作崗位多次變動，我始終堅持學習英語並用英語工作，從未放棄。龔澎同志的教導和鼓勵，始終支撐著我，鼓舞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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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老外交官散文選》
作者 | 戴嚴 前駐加納使館政務參贊
圖片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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