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的前十年里，卢立在华中地区的某个窑厂负责烧砖。一看这样的名字，就不是关键历史人物的名字，我们对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卢立这样一个朴素的名字，属于一个朴素的人，除了掌握烧制泥砖的技艺之外，他没有受过其他什么教育。
烧砖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造砖是所有的手工业中最低贱的工作之一，当然，但卢立比一般的劳动者的地位要稍高一些，因为他经管着砖窑的具体操作流程。这是非常精细的工作，一个窑匠必须确定砖窑里的温度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使里面的泥砖像熔化了的金银一样熠熠发光。他还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往窑顶上浇水，以便使烧制出来的砖块表面出现迷人的釉质光泽。也就是说，卢立的工作还是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他的劳动决定了烧制出来的砖块的质量。
明代烧砖制砖图
而承担对技艺要求不高的砖块制作工作的，我们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不得而知。他们首先用水和泥掺和在一起，然后赶着牛在泥上踩踏，使泥变稠，之后将稠泥装入木制的砖模（制造出来的砖长42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里，然后再用铁线弓弄平砖面，再然后将砖坯从模中取出，接下来在砖块的正反两面盖上窑戳，以此标明砖块是哪里生产、由谁生产的，再往砖窑里添加燃料（可能是木柴而非煤炭），将砖坯摆放到窑里，必须在窑身还未冷却时将烧好的砖搬出来、打捆后放到砖架上等待装运。工作环境酷热难挨，整个工作流程又脏又累。
明代泥砖坯造图
我是如何得知卢立这个名字的
实际上，我对卢立本人一无所知，我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呢？如果你能够找到曾称为聚宝门的南京内城南门的墙垛上看到这块砖，你也能看到这个名字。
漫步在聚宝门顶部的平台上，你会很快发现许多长长的灰砖表面都印有文字，这些文字当中有许多现在还依稀可见，其中至少有一块是卢立烧造的。砖的背面写着：
南京城墙墙砖的一块
明朝的里甲制度和大数据思维
卢立的名字出现在砖上，并不是说他的作品多么地让人引以为豪。原来这是法令上的规定，这种做法可追溯到几乎比明朝早一千五六百年的秦朝时期，当时秦政府要求兵器的制造者把他们的名字刻在所制造的武器上。这种签名意味着，一旦哪件兵器被发现不符合标准，可以直接追查到它的制造者，进行相应程度的问责，这样的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保证制作环节的用心和产出物品的精良。现在，同样的个人责任逻辑使卢立的名字被印在了砖上。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光荣榜的味道，仅仅是一种严苛的规则和制度。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砖上还有另外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为我们搞清楚朱元璋是怎么将南京的城墙建立起来的历史之谜，提供了线索。这两个人既不是政府官员，又不是砖的制造者，而是明朝庞大体制下的地方基层官长，他们主要负责人口普查和向各户征发徭役和其他杂役。
1371年，以“里甲”为名的制度在长江流域普遍推行开来。里甲制以十户为一甲，相邻的十甲组成一里（“十户”、“百户”也是中世纪英国的农村组织，与明朝的里甲制大致相同）。每甲设一位“甲首”，由甲中人户每年轮流担任。其中每里有十户富裕人户被专门挑出来做里长，也是十年轮换一遍，一年一换。在他们之上委派地区性的税收官员——“粮长”， 人数通常达六个之多。
这块砖上的另外一个名字，方朝张是甲首。他的名字出现在卢立烧造的砖上是因为他有责任保证将甲中的一切征收物（不管是粮食还是砖块）移交给他的上级里长，这个里长就是这块砖上的第三个名字——席俊翁。
席俊翁前面的头衔“招甲”说明他是处在“排年”的其余九个里长之一，被委派专门负责砖的征收工作，以便使“当年”里长腾出手来专心负责赋税的征收，从这里我们可以依稀看出他们之间的职务分工。原因是因为席俊翁可能在财富和名望上都比方朝张要强。由当地名望和财富比较突出的人户担任这样的职责，明初的时候尤其如此，后来农村中的士绅阶层认识到里甲制度加在富有人户身上的沉重负担，于是争先恐后地逃避这一职役。可见这样的基础性质的底层官役，至少在明初严苛律法的监护下是没有什么油水的。
至于卢立究竟是哪里人？生活在什么年代？我们将这块砖从墙上撬出来，我们就能找出答案，当然前提是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按照明朝的相关制度，砖正面的一方印章上印有该县县丞的名字，席俊翁就是要向他汇报工作；也有该府同知的名字，县丞接下来要向他汇报。在将砖垒进城墙之前，每块砖正反两面的文字都告诉我们：砖来自哪个府、哪个县，造砖时的在任官员是谁，这样就可知道这砖烧制的大致时间，以及每个流程每个环节对应的各级负责人。不得不说，没有想到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大数据，或者至少具备大数据思维了。
大数据思维与朱元璋的梦想
在里甲制落实之初，它极其有效地重新塑造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但是，几乎不可避免的是，这一制度最终未能实现其背后的理想——建立起一个紧密不可分的社区，并整齐划一地把它们复制到整片中国大地上。这是朱元璋的梦想，不得不说，老朱的这个梦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同时是这个精明强悍的开国皇帝对自己的国家的一个美好的愿景。
在1395年春天下发礼部的一封诏书中，朱元璋也承认了这一点。在诏书中，他说到“一里之间，有贫有富”。里甲制度下的“里”根本不可能像他想象中的那样成为一个以机械团结方式联结起来的毫无差别的基层社会体。实际情况下，这些村落或者里甲往往是被财富和亲属关系阶层化了的自然村落。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就算你是皇帝，天底下最有权柄的人，也无法改变。
朱元璋
让最富有的人户负责赋税的征收，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财富分配的均衡。这是朱元璋的另外一个有些理想化的梦想，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元璋没有忘掉自己起初的阶级属性，他清晰地急着自己当初吃过的苦，受过的罪。现在自己成为整个天下最有权柄的人，他想要尽量消灭贫富差距，让大家都过得差不多。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朱元璋是一位有能力，有梦想，敢想敢干的好皇帝。
尽管这样沉重的职役负担可能会把一些里长搞得贫穷破产，因为明朝的赋役制度并不给那些服役的人任何工钱，但却为他们提供食粮，这些里长或者其他相对富有的组织比如寺庙，比如富商任务就是为这些劳动者提供食物，或许还要负担部分运输费用。是不是有点不可想象，皇帝向着穷人。但这就是朱元璋的这个政策的初衷之一，缩减贫富差距。所以，明初会有多少个类似这块砖上的席俊翁呢？
朱元璋的梦想为什么无法实现
但是，理想和现实往往是有差距的，很多时候差距还很大。里、甲是由不平等的成员组成的社会体，他们之间的不平衡与朱元璋这一制度的平等化原则背道而驰。所以老朱的这个目标想要实现，难度相当之大，就算一开始在严苛的律法下能够部分实现，但是往往也具有不可持续性。
所以在1395年，洪武皇帝只能苦口婆心地劝告人们，如果里甲中有人面临破产的难处，应当“富者助财，贫者助力”。但是这样的劝说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所以从一开始，他的这个梦想着在这片国土上消灭贫穷的政策就难以实现。
在明初，当洪武皇帝下令各级官员必须严格按照法令办事的时候，里甲组织的理想并非完全不能实现。比如，南京的城门和城墙就是藉由里甲制度推行的国家财政税收得以建造起来的，只要将之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就行了。
但是当封闭的村庄对外开放、交换行为在贫与富间发挥作用的时候，里甲模式中的机械团结就不可能再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活力，甚至不能保证赋税的有效征收。
朱元璋对忠顺的社会秩序的深厚感情使他企图改变村庄形态大小各异的现实，将之纳入他的自动十年一循环的理想秩序中去，但是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削足适履。在1449年以前继位的四位皇帝统治时期，现实在慢慢地反弹。到了明代中期，里甲制度至多不过是一种名义上的赋税征派制度而已，也就仅此而已。
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是有鸿沟一般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操作时一定要详细地参考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空想，不臆断，才能一步一步地逐渐实现我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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