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1922年8 月出生于山东博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只读了几年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东后，焦裕禄的父亲被逼上吊自尽。他被鬼子和汉奸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做苦工。焦裕禄于1943年逃出虎口回到山东老家，因难以糊口，又携妻儿老小外出逃荒。在徐州火车站，他仅有几个月大的男孩被拥挤致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江苏宿迁县一地主家扛了两年长工的焦裕禄回到了家乡，加入解放区的民兵组织。1946年1月，焦裕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被选调为区武装部干事。解放战争后期，他参加到为支援和发展新解放区而成立的“淮河工作大队”，随军南下到河南尉氏县，留在当地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土改工作团彭店区委委员、区队指导员、大营区区长、县团委副书记等职，还亲身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1951 年起，他升任陈留团地委宣传部长、团地委副书记，直至郑州地委共青团第二书记。
1953年，焦裕禄根据组织安排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此后还被选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当苦读完中学课程、即将转入本科学习之时，工厂建设加快，又安排他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1956年底，已是工业管理人才的焦裕禄回到洛阳，先后担任过车间主任、调度科科长，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1962年6月，为加强农村工作，焦裕禄重回农业战线，任尉氏县县委副书记。同年12月，他调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进入他生命的高潮、辉煌期。
焦裕禄自幼丧父，坐过牢，做过苦力，逃荒要饭，给地主当过长工。一连串的悲惨遭遇，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改善农村状况的愿望，他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诲，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中去。
60年代初期，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失误后，农村政策得到调整，人民生活一时仍十分困苦。地处黄河故道的兰考，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改道，风沙、 盐碱、水涝肆虐，土地荒芜，人口外流，一片贫穷凄凉景况。
领导和焦裕禄谈话时明确告诉他：兰考是一个最穷的县，一个最困难的县，要他在思想上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面对三个“最”，焦裕禄坚决地说，“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焦裕禄讲话幽默，才华横溢。在团县委工作时，有一次，两名干部为争用一架油印机而发生争执，火气越来越大，谁劝也无用。焦裕禄恰好从外而入，听清原由后径自走到油印机前，来了首“即兴之作”：“一架油印机，两人争夺你。不因价钱贵，只为物太稀。一抢一不让，你却白看戏。请你莫旁观，快快讲和气。都是为革 命，何必分我你？”在哄然大笑中，两位干部也红着脸赔笑，互相让着要走开。焦裕禄谁也不让走，由他帮工合印两家的材料。事情办完了，吵架的人已心情愉快地开起了玩笑。
兰考是个重灾区。焦裕禄初来时，县里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但干部们快腿快脚还是堵不住外出逃荒的灾民。
1963年元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临时召开县委会。他没有宣布议程，而是把人们带到了火车站，去目睹成批成批灾民逃荒的令人痛心的场面。有着同样逃难经历的焦裕禄下了决心，就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把兰考的“三害”治住。他毅然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工作。
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病，劝他不要参加野外调查了，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住过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向他讨教治沙的“真经”；他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是他带头冒雨涉水、观察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就是在这样流动的“办公桌”上认识了兰考，找到了治理“三害”的具体方法。
焦裕禄时时记挂着百姓的温饱疾苦，无论职位如何变，总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任尉氏县委副书记时，有一次下乡一连住了十多天，专找困难户帮工。一天帮姓陆的一家种麦时，那家的小孩问爹，“这是哪来的人，帮咱干活? ”爹说，“是县委书记，是好人。小孩说，我长大了也当县委书记，也当好人!”
焦裕禄清贫一生，廉洁奉公。1964年2月，他生前最后一次探家前，找到县长程世平借了400元钱。程县长看到焦裕禄身子打哆嗦，一摸，发现他大冷天穿了件空心袄，连件秋衣都没套。这位县长硬是拉着他，冒着风雪来到街上，想办法帮他买了一身便宜的处理布作为内衣……焦裕禄从老家一回来便还了200元钱，剩下的他说“争取三个月还清”。然而，两个月后，无情的病魔永远夺去了他年仅42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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