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和奶奶（七）

1984年是鼠年，鼠是十二生肖当中的第一个轮回。

那一年，家家户户的粮仓大丰收，不仅粮仓装满了，屋檐下也挂满了玉米棒子，地窖里也堆满了洋芋和红薯。每家每户都养了鸡鸭鹅，养了大肥猪，养了山羊。即便是在农闲的冬季，也是一天两顿瓷实的干饭。

每到吃饭的时间，老爷们儿都爱端上满满一大碗金灿灿的玉米碴子干饭，上面盖着黑乎乎的干菜，最上面再摆一块筷子厚寸许长的肥猪肉，在左邻右舍的门口晃悠一圈儿，美其名曰吃饭不瞒着苍天。

哪怕这块肥肉一直显摆了整个冬季，也没舍得吃掉。

显摆的，看着别人显摆的，都乐呵呵的，忒满足了。

那一年，我父亲20岁，刚刚当上村里的小学老师，主教基础语文。

父亲在中断两年学业后，于78年重新上了三年初中，然后报考了初等师范专科，成了村里第一个师专生。

二伯也读完了三年初中，然后被爷爷手把手的教会了“农村会计统计学”，成了村里的会计。

大伯早已成家另立门户，有了一个三岁的男娃，有一手中规中矩的木匠手艺，箍个水桶，扎张椅子，打个农具，都不在话下。

也在那一年，我唯一的姑姑也出嫁了，姑父就是爷爷当年的救命恩人，那个半夜来通风报信的邻村青年。

原本头一年我姑姑的婆家就想来抬人的，还指望姑姑进门后多分一份口粮田，我爷爷冷着脸没答应。

姑姑为了照顾两个弟弟，耽搁了好些年，已经是老姑娘了。两个弟弟读书的学费，全部是姑姑打山货，采药材，养蚕，一分一分积攒的钱，自己却一天学也没上过，名字都不会写。

姑姑的出嫁，爷爷奶奶操办的很隆重。

特意把大伯跟随学艺的老木匠请回家里，花两个月的功夫，打造了一整套嫁奁。送亲的队伍足足三里，用了半天时间，才走完姑姑从娘家到婆家的十二里路。

第二年，姑姑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表姐出生了。

也是在第二年的1985年，我们村通了公路，还是省级双车道公路。

这条公路，弯弯曲曲的从县城拐过我们村，然后通往临镇的深山，是一条山区专用的矿山公路。

墨绿色的解放大卡，在贯通全村的公路上日夜川流不息，越来越繁忙。没多久，这条公路上又开通了直达县城的客车，每天一班。从村里到临镇三毛，从村里到县城一块六毛。

同样在这一年，村里通了电灯。从通电之后到年关，中间短短四个月里，村里就悄然出现了很多外面的好东西：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脚踩缝纫机，威风凛凛霸气十足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四四方方黑不溜秋一拎就出声儿的黑匣子……

爷爷给姑姑补偿了一台脚踩缝纫机当嫁妆，同时，也抱回来一个不仅能出声音，还能出人影儿的小家伙。

当一根高高的松木杆上顶着一堆横平竖直的铁枝桠立在外面，小家伙的鼓鼓白屏里面，就有了外面的世界。每个夜晚，全村都汇聚在一起，大气不出的死死盯住屏里的世界，一直等满屏的雪花出现，然后奶奶自豪又心疼的大声嚷一句：里面的人儿都睡觉了，大伙儿也散了吧……

1985年腊月，父亲结婚了，第二年，有了我。

母亲和我父亲，形如我的爷爷和奶奶，依旧是表兄妹，我的奶奶，是我外婆的二姐。

父亲是爷爷奶奶最小的孩子，书读的最多，工作最体面，也是家里唯一吃国家供应粮，每个月拿国家工资的人。

尽管一直到我有记忆，父亲每个月都只有88块5毛，而父母结婚的头两年，父亲每月才36块。

而我母亲，却和我姑姑一样，大字不识，长相一般，身体弱小，不善言辞。

而我的父亲，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知道他除了年年都是优秀语文教师外，还精通音乐、口琴、手风琴；擅长绘画、毛笔字、写诗，还打得一手好篮球。

无论从哪方面看，父亲和母亲，都是两个世界的人。

原本，父亲在村里是谈了一个对象的，但是奶奶嫌弃对方脸颊上有道疤痕，死命不同意。爷爷不知道为什么，也默许了奶奶的强势，并且默许了奶奶的擅自做主，把我母亲由侄女变成了小儿媳。

父亲不是农业户口，没有口粮田，母亲嫁过来后，爷爷奶奶便把他们名下的口粮田分了一半出来，之后就是母亲在家边种地边抚养我，父亲在村小学教书。

学校离家三里多，父亲便平日里住校，周六下午回家。

父母结婚后的家，就是村里的粮食库房，新砌的十年不到，买到手2000块。三间大瓦房，高大结实，一水的沥青地面，水泥抹墙，白灰挂面。稍微给间隔开，就是七八间房屋，十分宽敞。

唯一不好的就是，作为存放粮食的库房，不仅单家独户的盖在半山腰，而且远离柴火林和水源，为的就是防火防涝。

所以家里的挑水砍柴，来源都比较远。挑水需要下山两里，返回时再上山两里。砍柴就更远了，足足要翻过三个山头，才是自家的柴火林。

这一切生活的基本物资，全靠母亲肩挑背扛。

而从我记事起，是没有见过父亲挑水砍柴的。映象里，即便是农忙时节，学校放假了，父亲回家也基本不管，顶多动动嘴，说拿到学校的鸡蛋少了不大够吃了，要母亲下次多准备点。

然后我母亲就多喂七八只母鸡。

或者我父亲偶尔抱怨说坛子里的猪油有些发黄变味儿了，光吃猪油有些腻味，我母亲就多种上一亩地的油菜籽，打的菜籽油全部给父亲送到学校里去。

反正不管农忙农闲，只要我父亲从学校回来，母亲第一件事就是抱上一大堆父亲带回来的脏衣服，到山下的小溪里去浆洗，一年四季雷打不动，从不间断。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我的母亲，似乎从来没有抱怨哭泣过，相反还很满足。

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一直觉得我母亲对于能嫁给我父亲，她自己是相当满意的。

房子，母亲住的是村里最大最好的。

吃的——虽然自家没有水田，没有大米，但是父亲每月的供应粮是白花花的大米，自己留一半在学校吃，拿一半回家给母亲吃。以至于我记事起，我和母亲在家就没吃过纯粹的玉米碴子饭，基本都是二米饭，逢年过节也不缺少纯大米饭上桌。

穿的——母亲自打嫁过来后，就没再穿过打补丁的衣服。记忆里仅有一次，母亲因为清理猪圈和沤粪堆，穿了一件老旧的打补丁土布衣衫，恰好被父亲回家看到，进而被父亲骂了一回。

之后母亲不管干啥农活，都不穿打补丁的衣服了。衣服破了，就洗干净，然后叠起来放好，有空了再一块块剪开，变成又好看又耐穿的手工布鞋。

用的——不管是生活用具，还是农具，都是婚后新制办的。母亲的嫁妆比较寒酸，只有一只红漆箱子，但家里的各种家具，摆满了各个房间。组合柜，书桌，大床，桌椅板凳，不仅刷漆，上面还有新颖的印花，又好看又气派又实用。

厨房里，有全村仅有的煤油炉子（煤油难买），铜皮火锅，黄铜的高压锅，高脚酒杯等稀罕物。

家里还有全村第一个出现的三角牌电饭锅，第一台孔雀牌21吋木壳子大彩电，第一台单卡磁带录音机，第一台电动的缝纫机，第一辆女士弯梁自行车，第一套有弹簧的仿牛皮组合大沙发。

包括裙子，也是我母亲第一个在村里穿上的；女士腕表，也是我母亲第一个戴上的。

甚至每一年的暑假，母亲都会随父亲进修的机会，去县城和市里小住几天。

村里的乡亲们因为坐过一次破旧咣当响的山区客车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母亲已经知道铰接公交车和有轨电车了。

乡亲们只从黑白电视里见过抽象的外面世界而似懂非懂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很熟悉宾馆，浴缸，电影院，冰激凌，啤酒，面包这些城市里的玩意儿了。

乡亲们还在为冬天能穿上厚实的棉袄而满足的时候，我母亲已经穿过高领羊绒毛衣和呢子大衣，并且能熟练的给父亲编织毛衣和围巾了。

当然，85年之后的农村，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都有点谦虚，特别是我们村，作为周边百十个村寨第一个且暂时是仅有的一个通公路的村子，每天都有明显的变化。

乡亲们不再满足于填饱自己的肚子，不再满足于自家的粮仓鼎实，转而开始计较自己的腰包。

农忙的时候，拼命的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使劲。各种新的优良种子，新的套种模式，新的农用物资，毫不吝啬。薄膜、化肥、农药，开始大面积出现。鸡鸭鹅开始大量的圈养，养猪也开始尝试少而精的饲料喂养。

农闲的时候，老人孩子照顾家里，男人们则三五成群的去矿山挣钱。

直到88年的时候，村里也开始集体开矿，村里甚至有了专职的矿工，不再局限于农业。

到九十年代初期，村里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竖起了高高的电视天线杆，白天用磁带机播放各种歌曲较劲，晚上用饭菜的飘香和电视剧的声音较劲。

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用噼里啪啦的大红鞭炮较劲。

谁要是还端着一大碗冒顶的饭菜，在上面盖一块肥猪肉来四处显摆，连小孩子都会嘲笑几声。

村里还闹过一个笑话，一个深山里嫁过来的小媳妇，第一次使用高压锅，嫌弃上面的铁帽子忽悠悠转动着漏气儿，用湿毛巾给盖住了，然后没多久就砰的一声巨响，高压锅炸开，里面的饭粒儿全喷到了房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