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圍繞疫情擴展中各國政府的制度應對與政治責任，在國內輿論和全球範圍內已產生持續性的論辯。
較為常見的一種聲音是對“中國責任”的檢討與追究，但這種討論似乎已經超出理性與法治的範疇，而呈現出種族主義甚至國家體制間敵意的傾向。
更有甚者，共和黨籍眾議員班克斯提出一項跨黨派決議案，要求中國政府對早期“不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錯誤行為”負責。與此同時，另一名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約什·霍利在參議院提出議案，要求對中國“早期掩蓋疫情傳播情況對美國以及全世界人民造成的傷害”進行量化，為受到影響的國家向中國索賠。
特朗普對“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的推特使用使這一種族主義的責任論辯達到高潮。儘管中美兩國最高元首的直接互動，抑制了該命名在國際高層政治中的擴散，但一些高級官員、媒體記者與普通民眾仍在使用。
聯繫歐美出現的針對華裔的種族歧視言行與暴力事件，“中國責任”在國際政治和國際輿論場中很難完全消解。甚至還有政客揚言對中國進行“秋後清算”。而中國積極的對外抗疫援助，也未必能夠完全彌補這一裂隙。
客觀看待此次疫情的中國責任，不僅僅是種族責任，還觸及政府與體制責任。事實上種族責任是容易駁斥的：
其一，頻繁使用“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等名稱的政客、記者或知識分子，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反華投機背景或意識形態偏見，此次疫情不過提供了一種新的標靶而已；
其二，種族歧視性的歸責言論在西方自身的主流輿論和知識氛圍中，也會受到持續性的質疑和批判，因為西方歷史上的種族歧視陣痛猶在，煽動種族暴力會傷害西方社會自身的團結與安全；
其三，從歷史比較而言，人類遭遇過多次重大的瘟疫，前所未有的病毒超出了人類通常的知識與制度預防的範疇，不可能簡單歸責於任何一個國家或政府；
其四，疫情損害不僅針對人類的共同健康與安全，也針對全球化經濟活力與人類發展前景，種族論調既不利於全球抗疫合作，也不利於全球經濟恢復。
當然，不同意“種族責任”的西方人也可能進一步追問中國的“政府責任”。包括特朗普在內的西方政治家有一種言論傾向，認為中國政府在武漢爆發疫情的初期有隱瞞信息、打擊李文亮式吹哨人，以及遲延推動全國抗疫管制與對外疫情信息分享的治理責任，因而是需要問責的，甚至美國已有涉及此類追責的法律訴訟。
如果說這樣的“政府責任論”尚在各國之間推卸抗疫責任的策略範疇的話，有些西方政客與媒體的操作則具有顯著的“冷戰主義”意蘊，他們將責任進一步歸向中國的集權體制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甚至有人希望中國的疫情演變為一場中國版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期望一種“歷史終結”的中國故事儘快上演。
觸及深層意識形態與體制之爭的歸責論辯，是穿越種族責任表面迷霧之後更尖銳的國際政治對立和衝突。事實上，在中國國內亦存在一定的勢力和言論將疫情責任指向根本體制，企圖推動發生一種對“新時代”體制的政治逆轉。這些已然超出疫情防控甚至一般性政府治理責任層面的政治論辯與鬥爭，觸及到中國的政治安全與中國的全球化戰略前景，必須進行正當合理的澄清與反擊。
討論疫情防控的政府責任或體制責任，必須具有動態、比較與全球競爭的視野：
其一，中國國家治理整體上處於從維穩控制型體系向精細法治型體系轉變之中，在維持基本政治安全與權力集中的條件下，中國正在開展一場包括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及問責制等規範要素在內的新治理實驗，但其轉型難度不小，新舊制度的協調與整合還在調適演變之中；
其二，中國在疫情早期客觀上對新病毒性質、傳播規律與傳染危害性認知不足，科學判斷與政治決策存在一定的時間滯後性，且封城管控對經濟社會損害極大，這對每一個政府包括西方民主政府都是嚴峻挑戰，責任論辯必須將客觀決策難度納入其中，不能做事後諸葛亮；
其三，內部治理層面，對“李文亮吹哨事件”、“方方日記”等，社會上出現了截然相反的激烈爭論，政府應對上逐步回到了監察問責、包容討論與及時回應的理性軌道，追授李文亮為全國抗疫先進個人並撤銷訓誡令，追究相關公安人員的責任，對方方日記則採取視其為民間一種正常聲音的立場；
其四，疫情治理上，中央數次派出專家組、監察指導組進駐一線並集中全國力量支援武漢，控制疫情，為全球防疫贏得寶貴時間，甚至早於1月3日已向美國通報有關疫情信息；
其五，中國在疫情發生的始終都與WHO保持充分的信息溝通與制度性合作，第一時間完成病毒基因組測序、公開分享及保持與全球各國尤其是醫學同行的研究性合作，在疫情全球擴展中更是克服國內重重困難提供力所能及的對外援助；
其六，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政府應對首發之大規模疫情的總體制度反應能力與協調力是值得肯定的，相對超過西方許多民主政府的應對能力，甚至在西方知識界引發了關於抗疫“中國模式”及其制度優勢的討論，簡單的“民主/專制”二分法標籤已然不適用於評價中國抗疫表現，也無法阻擋中國抗疫成功、對外援助及國際社會對中國體制的更高認同。
3月30日，曾以“歷史終結論”成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在《大西洋月刊》發文，反對以“政體二分法”評價抗疫體制與責任，而應以“國家能力”為新範式，從而回避在全球抗疫競爭中的“體制優劣性”論辯，對容易踩雷的“中國責任”問題則以治理能力尺度繞著走開。即便美國抗疫失敗，福山的聰明決定了他也不可能從此完全懷疑人生，懷疑自由民主，而是會順理成章地將責任歸於特朗普本人，或其核心同僚的政治私德或政治低能。
福山在《大西洋月刊》發文
福山對西方抗疫的焦慮，本質上是一種“效能焦慮”，而不是“價值焦慮”。如果特朗普領導抗疫失敗，那麼通過民主選舉換人就可以問責了，下一任領導不行就再換，反正自由民主制是一個通用型的“授權—問責”程序，絕對豁免正當性質疑。
福山作為“見多識廣”的全球流動型學者，自然不滿於那些以“民主/專制”二分法進行的“天靈靈地靈靈”式有色觀察、低智判斷與簡單臧否，但又不能不顧忌西方“新冷戰”重臨條件下的政治正確性與敏感性，因而其理論話語充滿策略性及小心拿捏的機巧痕跡。
福山是在西方政治與理論語境中進行的反思性寫作，巧妙地將流俗化但又政治正確性的自由民主體制問題加以迴避，而對抗疫模式的具體治理能力加以比較，並在此“行政性承認”的、偏於中性化的意義上對中國政府的抗疫表現予以肯定。
福山在本質上仍然是自由民主體制的信徒，且他的後續反思也從未直接否定曾經的“歷史終結論”和西方體制的唯一正當性。在頂層的憲制規範性層面，福山仍然是西方知識分子陣營的一員，並未顯示出過分的思想與政治反叛特徵。
只是他非常善於從經驗比較的層面，提出一些針對西方體制的技術性辯題，並引述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治理素材加以佐證，以引起西方學界與政策部門的關注。其所思所慮基本仍然是自由民主制的技術性修正問題，而不是根本價值與結構的反思。
福山的思想叛逆性甚至無法與貝淡寧的“賢能政治論”相比，後者對中國政治體制的研究與表達已逐步達到了一種“內在理解”，而且至少從理論範式意義上，提供了可與“民主政治”相對話的中國體制的範式性概念。
與其同行相比，福山善於將“憲制”問題下沉轉化為“治理”問題，將“價值”問題化約為“技術”問題，以一種政治科學與未來學相結合的方式加以探討，從而在全世界贏得讀者和影響力。他的師承與寫作方式決定了他是西方較為高級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具有一定反思性和誠實對話意願的學者，但絕沒有達到真正的思想顛覆性創新的哲學高度。他就像東西方思想與政治交鋒場域中的信使一樣，至少起到了一種節制意識形態對立、引入技術理性對話及嘗試有限層次合作的作用，因而在理論和話語策略上值得加以合理的關注、尊重與接引。
福山的自我反思代表了一種西方學者理論轉型的新方向，即跳脫意識形態與冷戰思維窠臼，客觀理性看待中國體制合理性與中國發展所帶來的新世界秩序的清新氣息。但福山獨特的理論表達方式以及在西方語境中“乖巧”地充當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尺度，在一定意義上限制了他對中國政治模式內在理解的深刻程度及其比較政治研究的思想創見。福山大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譯本曾在武漢方艙醫院被一名年輕的中國博士閱讀，福山亦在社交媒體轉發了方艙讀書照，傳為佳話。這或許是疫情中東西方心靈間的一種獨特對話。
武漢方艙醫院內，一位年輕人在閱讀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總之，G20尤其是中美最高元首3月27日通話之後，全球抗疫秩序進入“團結抗疫”新階段。至於擾動全球抗疫合作及以種族責任、政府責任甚至體制責任攻擊中國的種種政客與反華勢力的言行，在中國抗疫贏得人民與國際信任甚至參與領導全球抗疫的條件下，日益顯得無知與落後。
至於中國內部的官員問責、治理制度改進甚至體制性的自我改良，實際上已正式納入十九屆四中全會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改革議程之中。中國之制度進步，主要不是因外部扭曲批評而成，而是因執政黨政治倫理與人民治理智慧而定，疫情危機正好提供了中國改進自身國家治理並更深層次參與全球治理的歷史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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