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已死,何去何從——對未來改革的迷失


傳統已死,何去何從——對未來改革的迷失


傳統已死,是誰殺死了傳統,它是如何被殺死的。我這裡的傳統指的是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之前,是一種以家庭作為核心的文化,他是建立在孝道之上。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終於能自由的追求財富,而不在受到共產主義的指責,這是在文革期間人們是不敢想象的。在當時財富是與道德嚴格區分開的,人們可以追求財富,但不能違反道德,道德是人們心中的一杆秤。道德往往會優於財富。能使得那些道德品質較高的人得到威望。人們在進行利益分配而產生分歧的時候,會尋求這些道德高尚的人予以裁決。當時也欠缺法律,當時的法律主要在政治而不是產權方面。

話說倉稟豐而知禮節。在經過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成為了全球貿易的最大贏家,這是在2008年經融危機之前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經濟以神話的方式展現給世人。它依靠的是低廉且龐大的勞動力與嚴格的外匯管制,在全球貿易中以贏家的身份出現。

面對十多億的人口如何管理,這是當局所解決的問題,首要的是穩定,不允許發生政治災難。其次是以高效的,經濟的方式來管理人們。喊著邁向小康生活的口號,城鎮化的目標被提出來了,以消滅農村為主。(似乎還喊著要以消滅貧窮的口號,但貧窮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它始終活在相對主義之中,除非我們能給人們灌入這樣的一個思想:知足常樂,如果成功的灌輸了這種思想那麼經濟失去積極的推動力)

似乎真的做到了消滅農村,現在只有老一輩以務農為主的人在過著農村的辛勞生活。他們無法適應外面的生活。就像人們所說無法捨棄這鄉土。出去是死,留下卻沒有希望,但能活著。活著比死要好,那麼選擇留下固守傳統而不積極的接受變化也是能理解的,死亡的代價太高了。

的確在人受到生存的逼迫時可以不用顧及禮節,但是當人們富裕時他們也可以是道德低下的,倉稟豐不是知禮節充分必要條件。

城市與農村是存在著區別的,農村的鄰居是相互熟悉的,因為他們在從事生產過程中通過合作與分工使得生產最大化,而且他們深受勞動光榮的理念而活著。誰是一個懶人,村裡的人都會知道。(現在是通過僱傭而不是換工,換工的問題是每個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但是他們所換的工時是一樣的。僱傭是受到現在的交易社會的影響,交易是資本社會的基礎,每個人的能力與其工價掛鉤。資本社會要優於勞動光榮的口號)城市的鄰居大多數是老死不相往來。城市的人的生產是很難與鄰居交集在一起,但是他們有很多能選擇的夥伴,他們的同事是在工廠或辦公室,他們的客戶分佈的極其廣袤。他們的生活比農村要複雜得多。

人們面對如此複雜的城市不得不使用一些方法與通則,就像人們發明語言為了是溝通更加便利。人們的契約精神出來了,慢慢代替了熟人社會。法律為交易的提供了一些保障。交易的發達使得金錢似乎可以買來任何東西。人們充分的享受這種便利。人們認為追求財富是無可厚非的,不管它是道德的還是非道德的,一塊錢等於另一塊錢,它們是同質的。

關於城鎮化房地產是的一個要素,沒有提及它顯然是不完整的,這個在人們心中永遠不會跌倒的房地產,它涉及到政治家對房地產是如何操縱的。為了使城市能夠發展,為了贏得政治業績,政治家必須將其城市與眾不同以吸引人才。

現在這一切似乎都在慢慢改變了,現實無法跟得上預期,人們的預期升的太快了,如果不加以管制恐怕會出現反轉。一旦出現反轉,就像原子彈爆發一樣無人能夠倖免,顯然當局明白這事情的嚴重性,由原來的擴張性政策轉變成保守性政策,不再以GDP的增長為考核,而是以穩定房價去槓桿為目標,這一變化無疑給房地產打一劑定心針,加強了房價永不下跌這一共同的心理期望。

房價永不下跌,使得人們瘋狂的購買房產,幸好房地產受到了嚴格的管制,沒有使得價格瘋狂的上漲。

去槓桿就是去除債務或者是債務不變增加收入,增加收入就是要提過高生產力,但這就會回到擴張性政策的老路子,與此同時現在使用撒錢的方法容易引起通貨膨脹。他會使得當局的手中無牌可打,這樣的政策彈性太小。雖然效果好,但是風險太大。

去債務首要的是給銀行進行縮表,給居民減輕債務。但期間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發生了,即債轉股,銀行的債務變成了股權,可是銀行想要的是現金不是公司的股權。執政黨知道在縮表期間企業無法獲得貸款同時要償還銀行的債務。為了避免大規模的破產和大量的失業人員,這樣做是可以的。銀行的彈性要好於企業,銀行只要不發生系統性風險便可。企業的破產可能發生銀行系統性風險,債轉股可以說得上是銀行的一次自救。

居民的負債才是真正的問題,他是整個經濟的動力。當局明白這個問題的所在,他們給出的方案是扶持小企業,擴大大企業的稅收,這就出現了在減免稅務下財政還能增長的原因。這樣並沒有盤活經濟,大企業在這條經濟之河的上游,他們有著話語權。

我們真的邁入了交易社會了嗎?如果沒有我們是正在邁入還是漸行漸遠。傳統已死,我們必須嚴防由權力所主導的社會,我們必須警惕對權力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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