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志伊，安徽滁縣人，1904～1914年留學日本。在東瀛求學期間他結識了當時正在日本為革命奔走的孫中山先生，並曾當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兼日文翻譯。回國後，他先在安慶興辦造紙廠和肥皂廠，企圖借實業救國，以後又移居蕪湖。1927年初，蕪湖市警察局長喻為樵聘請單志伊為警察局顧問。
由於單志伊多年在外奔波，見多識廣，且為人謙和，所以喻為樵無事時便經常到單家來抽菸、聊天，兩人相處甚好。"四一八"事變發生前的一天晚上，喻為樵又到單家，進門之後二話沒說，便拿出一封信給單志伊看，說蔣介石有手諭，要捉蕪湖大觀山民生中學的幾名師生。
單志伊接過這信一看，不免大驚失色。原來要捉的人中有他的老管家李培友的親戚李克農，此外還有阿英等人。是單志伊看著李克農一點點長大，深知李克農的為人，而且他自己也是民生中學的校董，二女婿馬景長還是該校校長，與李克農、阿英和宮喬巖等人相交甚深。他深知，如果沒有李克農等人，也就不會有民生中學的今天，這層關係，喻為樵固然不知道。他略一穩定情緒心想，對李克農等人，無論從哪個角度想，都必須設法救助。但怎樣才能穩住喻為樵呢！正在這時，喻為樵指著手諭對單志伊說：
"你是顧問，特地告訴你，你說怎麼辦？"
單志伊略作思考，便斬釘截鐵地說："抓，執行上面的命令。"
先穩住喻為樵，然後單志伊佯作去拿水果，在這瞬間他偷偷叫夫人汪九芝立即通知兩個人：一是李培友，讓他馬上到民生中學去告訴李克農等，立即轉移到蕪湖江對岸的裕溪口去；另一個人是自己的保鏢邢志遠，要他馬上拿錢送往裕溪口交給李克農等，以供途中之用。李克農和阿英等因此才得以逃脫魔掌，單志伊卻因此而丟掉了警察局顧問的差使。
後來單志伊全家遷居上海，當時李克農、宮喬巖等均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每當他們急需活動經費時，單志伊無不解囊相助，最後直至將住所的傢俱和西服變賣，來貼補革命的需要。
1937年，李克農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處長時，單志伊曾應李克農的要求，將家從原住址搬至福熙路多福裡21號（今延安中路504弄），與李克農一家合住在辦事處的樓上，支持革命工作。兩個月後，他又根據李克農的指示，將家搬至貝勒路（今黃陂南路）148號。這是一座單間三層臨街小樓，底層由單志伊的兒子單惠民開設診所作掩護，二樓家居，三樓由李克農安排設立了秘密電臺，報務員李白（即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主人公李俠的原型）。
當李白初次來到單家時，單惠民對家裡人說："他（即李白）是我們的遠親，來上海補習無線電，晚上要讀書，你們不要去影響他。"李白把收發報機裝在兩隻皮箱內，白天放在二樓，和單家的皮箱混在一起，晚上11點後再拎上三樓，緊閉門窗，掛上雙層深色窗簾，換上五瓦燈泡，燈泡周圍再蒙一塊黑布。機器打開後，再在電鍵頭上插入一張薄紙片，以減小"嘀嘀嗒嗒"的發報聲。就這樣，單家冒著生命危險，掩護李白在靠近霞飛路鬧市地段的法租界嵩山巡捕房附近，設立了李白到上海後的第一部電臺。後來因情況有變，李克農才指揮李白另遷別處。
李克農等人自1927年4月18日得到單志伊的通風報信後，離開民生中學，來到蕪湖對江的裕溪口。他們僅在此呆了兩天，便被迫再次逃離。4月20日夜，當他們正在裕溪口的一個村莊裡聊天時，突然李克農的妻子趙瑛來了，她一身泥汙，滿臉驚慌。一問，原來李克農等人開會的地方已經被敵人的暗探偵知，並派出火輪船前來抓捕他們。
李克農的妻子得知這個消息後，顧不得重病在身和連續下了一個星期的雨，憑著對丈夫的一片忠心和對革命事業負責的精神，硬是隻身一人冒雨劃小船橫渡長江，上岸後又走了七八里沒膝的爛泥埂，摔倒了，爬起來，再摔倒，再爬起來，雖然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弄得滿身滿臉都是汙泥，但她終於搶在敵人抓捕之前見到了李克農。
得到這一重要情報後，李克農和阿英等人經過短暫的討論，便換上草鞋，把不太重要的文件燒掉，匆匆跳上系在屋後小湖旁的小船，再次逃亡。因是深夜，無法遠行，他們決定先轉移到離裕溪口五里的吳莊。吳莊位於圩中心，是一個非常秘密的地方。他們除了各人一床行李、一個箱子和幾件極重要的公文外，別的東西都未帶。
鄉村的夜晚甚是靜寂，此時雨已停住，明月在烏雲中微微露出光芒。李克農一行8人，沿湖划行了大約一個小時，來到吳莊。
吳莊四面環水，莊上遍植垂柳，高逾數丈。明月的光輝透過叢樹，沐浴著莊裡的茅屋，景色亦十分動人。從來居住在城市的他們，驟入此景，雖在逃亡之中，也不免心醉。
上岸後，他們來到一吳姓人家，受到了主人的熱情歡迎和殷勤款待，洗腳、吃飯、休息。因沒有床，他們在地上鋪了許多稻草，以地當床；被子不夠，於是大家一律頭向外躺成一個圓圈，將被子蓋在中間。躺下來後，大家並未入睡，而是商議今後的計劃。由於手頭拮据，一時不可能到湖北去投奔武漢國民革命政府，遂決定先到李克農的老家——巢縣夏閣，他的叔父還住在那裡——然後著手回鄉取款，待經費籌足，形勢略明後再決定行止。此外，他們還商定途中均改用假名，並確定了幾個人的相互關係，然後才漸漸入睡。
後來，單志伊全家遷居上海，當時李克農、宮喬巖等均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每當他們急需活動經費時，單志伊無不解囊相助，最後直至將住所的傢俱和西服變賣，來貼補革命的需要。
當然，黨並沒有忘記單志伊。上海解放後，黨和地方政府妥善安排單志伊一家人生活，批發慰問金500萬元(舊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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