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方日记，近来争议颇多，短短76天，经历了各种起承转合，赞美、批评，甚至挖三代，泼粪，不一而足。
说到方方，不可能不提池莉等武汉作家，一段时间，池莉与方方是湖北文学界的双壁。
读她们的书，有些年头了。就个人而言，我会欣赏方方，个性方方正正，但更喜欢池莉，就像一朵茉莉花。方方是冷色调，池莉是暖色调。
方方太棱角分明，常发犀利言论，之前一直在知识分子圈，没走出去，多冷峻批判，有点锋芒毕露，一度惹得不少体制内人员不满。用武汉人的话来说，就是个“苕”，但她还是坚持到处说，不服周。
这些从她小说中的人物可见一斑。《桃花灿烂》中时代变迁造就的个人悲剧，到底是谁吃掉了粞？《万箭穿心》里头的那个李宝莉，内刚外狠，丈夫国企下岗后的坠落，孩子始终不愿意原谅，只有那么一点点末尾的温柔。
早年小说《风景》，写的是汉口的河南棚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以一个去世孩子的角度来描绘，一家人的男盗女娼、酗酒打架、勾心斗角。可谓大胆魔幻残酷，一下子把人的内心狠狠击穿，在她小说中可以排前三甲。
可惜的是，一方面批判与审视本身就是讨人厌的事情，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时刻，难免遭遇攻击。如方方的批评者，有选择性的读日记不在少数，能看完者更是不多，对其中的医护关怀、下沉干部、周围人的自发救助选择略而不见，以偏概全，人云亦云。
相对方方，池莉会更注重人性微光一些，会更加注重几方面的调和，属于发现创作派。汉口情景的一系列小说，市井生活味道十足，尤其是大众皆知的《生活秀》，宵夜吉庆街深处灯火明暗中那个卖鸭脖的女人来双扬，刚柔并济，市井人情，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大结局，是给人带有抚慰性的刺激感，可能这跟她有从医经历相关，以及母亲对女儿的关爱，更懂得人性之悲欢，之呵护。
疫情期间，《新民晚报》副刊曾邀请池莉、李修文等湖北作家做过笔谈，对他们的印象颇好。
曾做过3年的流行病防治医生的池莉，早年也写过中篇小说《霍乱之乱》，那是一个武汉爆发疫情后，医生和普通群众如何面对突发传染疾病的故事。这篇小说，在疫情期间还被人拿出来重新翻阅。
疫情早期，她曾在新民晚报“夜光杯”连发三篇文章，呼吁隔离，坚持不松懈，这在当时政府手足无措之时有了很好的建议，她说，“这个时刻，理性冷静是我们的力量，勇敢顽强是我们的必须，克服畏惧，迎接曙光。”这是一种医生对病人温柔的关怀和鼓励。
新民晚报采访中，湖北作协主席李修文的主题是《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 就是反思灾难》，“很多作家在写目前的灾难，但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就像我刚才讲的：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斯，李修文有着自己的担当和坦诚。他并不是不写作，而是身在灾难，难免会有情绪杂糅，过一过，静一静，会更好。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后来，李修文与省作协一起下沉，“一开始，我的工作和别的下沉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区别，分配给你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后来，因为湖北省作协对口支援的小区规模不小，有2000多户，各种基本生活物资相对匮乏，我的工作就变成了以筹措物资和隔离用品为主，就是去想办法弄来口罩、防护服和米面油这些。”
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看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完人。只有将无数人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拼凑起来，避免盲人摸象，这才是一个接近完整的真实世界。
疫情中，这三位作家，可以说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做自己所能做的，有益于推动社会前进，有利于推动百花齐放，即使有瑕疵，也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还有隐逸山林者，孤芳自赏，不管世上几多洪水几多灾荒，“成仙成佛”。
至于某些平时高喊侠客，疫情期间不发一声，属于退缩没骨气文人的典型。他们有着精明的算盘，他们懂得，一旦发声，不管何种角度，就要被人解读，一不小心，就“身败名裂”“名利全无”。这些“消失”的人才是可耻的明哲保身抑或见风使舵者。
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不要选择性遗忘。
疫情改变中国，也在改变世界，这正如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时候的西班牙流感，如同大英帝国最辉煌时代的泰坦尼克号，一切可能就在我们的晨钟暮鼓中进行着，而我们始终没有察觉。
夜光杯，李修文在访谈中讲，“我很反感一种说法：‘武汉按下了暂停键。’这是暂停键的问题吗？好像恢复了暂停键，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似的。”
4月8日，武汉，始终是解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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