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一個人最重要的時光，因為那時候的人是無比純潔的，可以肆無忌憚地感受著世間的美好，並且還影響著這個人今後的品性。所以大多數長輩都會給自己的後輩講一些諸如孔融讓梨、鑿壁偷光的啟蒙故事，希望藉此來教育晚輩要養成好的習慣和人品。
國外也是如此，著名的伊索寓言、格林童話等許許多多的啟蒙故事書也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被創作出來的。很多人可能只聽說過這些專門為孩子編寫的外國書籍，而覺得中國沒有流傳後世的育人佳作，實則不然。
作為擁有著五千年燦爛文化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極為重視教育問題，對孩子的教育更被視為重中之重，編寫了許多為孩童啟蒙用的書籍，被稱作蒙書，只不過中國古代能學習的大多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才有機會讀書學習，大多數人連字都不識幾個， 所以沒能普及開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蒙書漸漸地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有的被融入到其他領域，有的則徹底失傳，今天，我們就以《上大人》為例，感受一下蒙書的歷史。
一、古代小孩習字學什麼？當然是《上大人》
中國古代的童蒙教育包括識字、知識、德行三方面，其中識字是基礎,而習字是與之密切相關的環節。《上大人》是我國傳統啟蒙教育中的習字教材，和《急就篇》、《百家姓》以及各種雜字書等識字教材不同，彼此有著迥異的功能。識字是認識字，即掌握某個字的字形、讀音和意義；而習字則是練習寫字，也就是如何把字寫得工整美觀、雅緻好看。古代人們用的是毛筆，要把字寫好不容易，所以習字是啟蒙教育階段一項很重要的功課。
《上大人》本名為《上大夫》，最早在發現與敦煌寫本中。其中一個敦煌寫本為半紙，首行有紅筆“試文”字樣，其後每行開頭有紅筆示範字例，分別為
“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9 字，每字下又有十餘個臨寫字，末尾有“鹹通十年”四字。由此可見，這是習字後殘留的紙張。對於《上大人》文本的出現時間，目前還沒有定論，能瞭解到的只有此篇蒙書在唐朝就已經流傳甚廣了，但在唐之前卻沒有任何對其記載的文獻。《上大人》全篇文字筆畫較為簡單，而且蘊含了漢字的基本筆法，即一個字，往往是構成其他字的基礎，用其中的某個字作為偏旁部首，再與別的字組合，就能造出眾多的字。正因為如此，這一文本在舊時作為兒童的習字教材，一直流傳不衰。
二、《上大人》內容的變遷
後世流傳的《上大人》全文總共25個字，分別是：上、大、人、丘(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但是與在上節提到的敦煌寫本比較，總體大致相同，個別的文字出現差異。敦煌的七件寫本中，年代最早的便是上節提到的半紙寫本，其後的幾個寫本多以“牛羊萬*，宅舍不售”（由於發現的寫本中此處的文字已經缺失，無法推斷出該出文字，遂以*代替）結尾。
後來文本中比較繁難的“爾”，在最初無一例外地寫作“女”，而“可知理”則只出現了一次，但是“佳作仁”從來沒有出現過。事實表明，後世流傳的《上大人》並非某一人一時的獨立製作，而是唐代以來經過多人增補、逐漸完善的結果。
《上大夫》在流傳中出現諸多異文。如“夫”作“人”；“丘”，清代梁章鉅《浪跡續談》引作“孔”。《五燈會元》的卷十九也有相同的話，然而中華書局的點校本寫作“丘”，文淵閣《四庫全書》卻寫作了“孔”。
至於改“丘”為“孔”的原因，蓋如元謝應芳《龜巢稿》卷十四所解釋:“第四字乃聖人名諱，理合迴避，豈宜呼之以口，以瀆萬世帝王之師乎?”
是因為避諱而改的。“女”，後世寫作“爾”，是“汝”的同義替代。“士”，有作“二”、“土”的版本，應該是形訛；“仁”，有寫成“人”的版本，應該是音訛。
孔子
三、對內容的千年探討與沒落
提及《上大人》的內容，人們很容易去思考一個問題：這些字真的只是用來習字的嗎？這篇習字文本與如今的字帖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僅僅是幾個字，而且是組成了一句話出現的，既然是一句話，就應該會隱含一些信息在裡面。其實直至今日，這個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由於原創作者的信息的缺失，也沒有官方的信息對此做出解釋，《上大夫》的創作環境無從得知。並且後世流傳的文本還經過多人的增補、逐漸完善，這對判斷原文含義無疑是雪上加霜。
1. 尊儒崇聖——對於含義的千年爭論
歷史上對於《上大人》意義的意見，主要分為兩派。其中一派的觀點是《上大人》雖然只有25個字，但深具妙理。宋代的陳鬱在《藏一話腴》中認為，《上大人》上半篇講的是孔子的事情， 下半篇講教書育人要從八九歲的孩子開始，教的內容是要做好人仁人，要知禮節，向孔子看齊。
還有一些人則說這些字講的是每個讀書人都要尊敬至聖先師孔夫子的故事，但無論怎麼說，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尊敬孔子、崇尚儒學。這種解釋比較符合古代中國的國情，自西漢開始，幾乎歷朝歷代都奉儒學為主流，雖然《上大人》出現於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唐代，但當時的儒學在全國的影響力並沒有受到過多影響，甚至有三教合一的趨勢。所以在習字的過程中教育學童要尊儒崇聖這種解釋還是比較說得通的。另外一派的學者認為，上述的解釋過於牽強，有些生拉硬套。
明朝祝允明在《猥談》中就說道：“右八句，末曳‘也’字，不知何起。今小兒學書必首此，天下同然。書坊有解，胡說耳。”
清代著名學者梁章鉅見塾師以此訓蒙，問了四五個塾師，問這段話
“出在何書，有何講解”。塾師大多都回答不上來，即使能說，也是強作解人，胡說一氣。但祝允明和梁章鉅並沒有直接否認這25個字有意義，只是說書坊或塾師的解說過於機械、生硬和牽強，難以令人信服。
科舉制
2.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作為習字訓蒙的書籍，《上大人》是如何在其含義解釋混亂的情況下傳承千年並且深植於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生活中，有許多學者給出瞭解釋。首先，《上大人》“蘊含中國文字的基本筆法”；王利器先生認為，其內容“簡易”、“取便初學，遂乃盛行”；而劉長東先生則認為“中古以來基本書體的穩定”也是其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除此以外，隋唐以來的教育制度的穩定性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科舉制度自確立以來，雖歷經朝代更迭，仍保持不斷完善和趨於穩定的態勢。作為和國家考試製度相適應的民間私學，在啟蒙教育上不會主動作出改變，只有在教育變革的背景下，傳統的蒙學以及作為習字訓蒙教材的《上大人》才會受到衝擊。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全新教育制度產生，《上大人》作為習字蒙書在經過千餘年的流傳後，最終淡出歷史舞臺。
四、對經典的傳承與創新——由教化民眾走向大眾娛樂
1. 由習字蒙書演化為紙牌遊戲
兩湖地區廣為流傳一種“上大人紙牌”，其起源尚不可考，但鄂西民間傳說是與康熙年間的土司田舜年有關，是他在傳播漢族文化過程中的一種創造，可以說是“寓教於樂”的典範。每張紙牌長約 10 釐米，寬約1.8釐米。由於牌形窄長，故而又稱“長牌”。
紙牌由“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24 字組成，與撲克類似，大多數地區每個字 4 張牌，共計 96 張。
上大人紙牌
蒙書《上大人》在民國以後已不多見，但卻通過紙牌遊戲的形式得以在民間繼續流傳。同時，宋代以來附會於蒙書的儒家義理也因此得以傳承。一些人在玩牌的過程中甚至會用編好的曲子輪流唱，每個人拿到哪門牌就唱相應的詞。這些詞的意義淺顯明白，除了對紙牌本身的描述外，主要就是以牌面為字頭，表達出基本的人倫和公德，以及普通百姓對富足安康的美好生活的嚮往。
2. 與民間戲曲相糅合
中國的戲曲種類以及內容可謂琳琅滿目，許多的戲曲都是由民間傳說或者文獻中記載的名人軼事改編而成的。本就作為啟蒙孩童而廣為人知的《上大人》，也被編劇作者融入到了娛樂大眾的戲曲當中，與戲曲相伴以另一個形象傳承下去。其最早出現在元代高明所撰《琵琶記》中，作為插科打諢的片段出現。“上大人”紙牌流行後，有人以這二十四字為字頭，創作了七仙女叛逆天庭、思凡配夫的《勸世曲》。
七仙女的傳說因董永“賣身葬父”的孝行而起，故而唱詞所的核心道德也在一個“孝”字。儒家文化中，“孝”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儒家所倡導的，並且孝”與“禮”、“仁”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孝”與“禮”都是因強調“敬”而產生的觀念。
所以，《勸世曲》所宣揚的“孝”，與“上大人”所承載的儒家“仁”、“禮”規範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可以看作是一種拓展或延伸。總的來說，上大人在戲曲中出現的場景主要有：插科打諢，製造笑料；情積於懷，訴說衷情；思縈於臆，寄託哀思；慎終追遠，祭祀祖先。
戲曲《琵琶記》
五、總結
作為民間啟蒙的教材，《上大人》中蘊含儒家思想是不可否認的，也正因為如此，它的沒落也是不可避免的。《上大人》並非一人所成，是經過了數人之手完善後才最終定型，所包含的思想一直伴著習字的功能流傳著，但在字帖被新式教育手段代替後，隨著主要功能的缺失，必然導致作為附加功能的思想隨之喪失。
“上大人”紙牌也由於種種原因，未受到如今年輕人的青睞，換言之，《上大人》所承載的儒家思想已無存在的土壤。而出現在戲曲中的唱詞並不具有保存思想內涵的作用，隨著唱詞本身的內涵逐漸由儒家倫理走向廣闊的思想天地，《上大人》從蒙書到紙牌再到唱詞所承載的儒家思想，必將消融在文化的煉爐中。
閱讀更多 水藍劍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