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新市是一处历史非常悠久的村落集市，一直以来，它的“新市”之名，被史家确认为“陆市迁徙”而成。那么，顺藤摸瓜，对于史家的记载进行认真梳理分析，考其依据，不禁令人满腹狐疑。在此说明一点，笔者本着对历史疑点研究探索的严肃心态，并不恶意妄论古代志书编纂学者治学态度，就个人分析认为，“新市地名”考证存有诸多斟酌之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掌握可查证的历史资料上，“新市”之名来自“陆市”之说，很难成立，似有“以讹传讹”之嫌。
关于“新市”之名，市、县、镇一级的历代志史有记载，但都大同小异，上溯源头，便是来自于嘉泰《吴兴志》所载的关于“事物杂志”内容：
陆巿，在县南十五里。旧为巿，一夕平沉，居人遂徙而东去，所谓新巿也。陆巿今为溪港，下有阶基础石甚多，水浅天晴，历历可见，舟过竹篙着底，砖石相击有声，人或得钱铁陶瓦之器，今有巡检厅。
上述这一段话，大意是说，陆市是在德清县城的南面十五里处。原来是一个集市，某一晚上突然沉陷，陆市便消失了。住在陆市的人于是就向东面迁移，到了一个地方，后来被人认为“新市”之名就是这样来的。陆市这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汪洋一片的水港之地，但河下面有很多石阶或屋子基石。每次水浅天晴的时候，这些阶基础石都可以看得到。小船划过那里，用竹篙撑向底，会有砖石的撞击声，有人入水摸得钱币、铁器、陶瓦器之类，此地目前建有巡检厅（注：南宋德清的巡检厅，位于塘栖“下塘”）。
今天，我们读这一段话，发现作者语气与记述的方式，似与作者一贯的“据事直书”撰史方式不同。这里没有年代记述，没有引载史籍名，更没有访录人名，这就大大降低了文字史料的可信度。作者意识到此传说近乎荒诞不经，所以描述内容上语气稍有戏谑，例如：
1、作者谈及的“陆市”，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实这一村落曾经存在过，且方位模糊，无事物可以考证，比神话更神话。
2、一个村落的“一夕平沉”是荒唐的，除了地震与洪灾，是不可能的。何况村落的形成，既有名传，必规模不小，需要经过数百年时间方可形成，人类出于自身保护的原始自然文明，应该有村落选址的观察力，以及简陋治水防护堆垒措施。一个如此规模有名的大村落，一般不会一夜之间轻易消失。事实上，德清这一带汉晋以来发生的地震洪灾记录，都无法找到“陆市”沉陷的相应物象变化佐证。
3、作者用一种故事编叙的方法记述，与严肃史志记事笔法相去甚远。作者在上述文字中采用虚拟的景象描写，以游戏的文字试图反映“陆市”面貌，这显然是欠严肃的：
水浅天晴，历历可见，舟过竹篙着底，砖石相击有声，人或得钱铁陶瓦之器。
4、说到“巡检厅”，作者在《吴兴志》本书第八卷的“公庙”栏里记载：“下塘巡检在县南十八里”（今余杭塘栖处），而作者在同一书《吴兴志》卷十八的“事物杂志”栏下记载：“陆巿，在县南十五里”，又称：“今有巡检厅”。这里表明，“陆市”与“巡检厅”为同处一地，而此书文字描述的地理位置居然不同，可见其文字欠失推敲。
5、当年信息闭塞，三十多里的水路迁徙，信息量支撑不足。南宋德清巡检厅在塘栖下塘处，离新市之遥，有三十多里水路，“下塘”处水势很大，那边灾民迁徙之事必定时有发生，但东移到新市可能性不大，三十多里的水路迁徙，这么多人，需要有足够的信息量，而当年是缺乏这些条件的。
6、“陆市迁徙”成“新市”之名，纯属牵强附会。村落之名形成，一般出于最初的人事发生，而陆市人迁居于此，新市已形成相当的集市规模，新迁居的人命名迁居地，似无可能。又何况当年社会文明尚未高度发达，自身没有村名的要求，只是随着时间久远，随着周边村落之间，出于人与人久而往来的辨识度需要，才会有地名的概念。这一久成习惯的称呼，既有自称形式的，也有别人称呼形式的，例如：张家埭，是以张姓家族居多而命名的村落名；南庄兜，则是以该村落地形特色命名的村落名。
据笔者查证，嘉泰《吴兴志》编者为南宋嘉泰年间朝廷国史院的编修官谈钥。谈钥，字元时，湖州人。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进士，谈钥在朝廷从事国史编修。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李景和任湖州知州，邀请谈钥重纂《吴兴志》，谈钥应允为之，而李知州住了两年便调离，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则调来了一位叫“富琯”的人担任湖州知州，而就在这一年，谈钥完成了《吴兴志》一书的编纂。如此一本重量级的州府史志，理应工程浩繁，却在短短两年左右时间内完成，可见其编纂时间上的急赶，影响了它的史实复证与文字严谨程度。
嘉泰《吴兴志》中，作者谈钥对掌握的史志资料引载，全部进行注明。其史料依据主要有以下：
三国吴云阳、韦昭撰的《吴兴录》、
晋朝吴郡太守张玄之撰的《吴兴山墟名》、
南朝宋吴兴太守王韶之撰的《吴兴郡疏》、
南朝宋山谦之撰的《吴兴记》、
晋朝的顾长生所撰的《三吴土地记》、
及唐代开元年间的《吴兴图经》、
唐代竟陵陆羽所撰的《吴兴图经》（又称“旧图经”）、
唐代颜文忠真卿为湖州刺史时所撰的《石柱记》、
北宋景德元年的《吴兴统纪》、
大中祥符三年所撰的《吴兴图鉴》、
南宋绍兴年间的《吴兴续图经》、
宋代《吴兴地志》、
南宋淳熙年间所撰的《吴兴志旧编》
等等。
尽管作者谈钥引经据典那么许多，但完成一本要超越前人的《吴兴志》谈何容易，需补充前人未载之事，补记散佚、缺失之处，作者更期待在史志架构的全面性上，寻求新的突破。但现实中，很多地方性历史沿革内容，远古烟渺，难以稽考，往往让作者笔力难于抵达。对此，南宋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认为，谈钥编纂《吴兴志》，总体来说是“其为书草率，未得为尽善”（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一书）。短短几语，看得出谈钥在《吴兴志》编纂中，搜集资料上未免有些时急式简，事属记载上未免流于浅俗传闻。
但据笔者观察，作者谈钥毕竟是一位朝廷编修高官达人，对于史志的行文还是谨慎有致的。谈钥将一些怪诞不经、无稽难考的传说，全部纳入《吴兴志》第十八卷中的“事物杂志”中，只是作为一种民间传闻列入，供后人分享而已。在这里，谈钥并没有直接写出新市之名的由来，而是通过“陆市”的传说，隐晦衬托“新市”之名的由来：“所谓新巿也”，作者在此用“所谓”一词，便指是某些人所说的，看得出作者“不承认之意”，隐含作者治学严肃意味。反映出作者对“陆市迁徙之说”的不确定性心理，作者便不认为此证是确凿可据的。
关于“陆市迁徙”传说，并不是前人资料的引载，而应该是当年搜集坊间传闻所成。当年谈钥编《吴兴志》时，必定通过李知州，通知下属各知县，令其收集报送相关地方史料。当时德清县正值领导频繁更替时期，据康熙县志所载：庆元六年为吕鐩担任知县，而庆元七年由单端士担任知县，庆元七年也正是嘉泰元年，频繁调任知县，又加上当年本身行政力量薄弱，所搜集的地方史料必定简俗，或无稽无考的传说，知县将这些史料和传说形成报送材料，交由知州，然后转由编纂责任人谈钥进行审阅取舍。谈钥是归安人，自小就对新市之名很熟，当年新市已成一地的重埠之镇，对于它的成名考源，也是史志收集的必选对象。在没有任何考证线索情况下，作者谈钥认为，“陆市迁徙”传说，对新市之名由来的释疑可能会有帮助，如此便姑且载入。
正因谈钥这么一姑且，以讹传讹的后果问题就相继产生了。后续的史志编纂，像成化、弘治、嘉靖、万历等《湖州府志》、像嘉靖、康熙、嘉庆、民国所编的《德清县志》、像正德、顺治、嘉庆、光绪所编的《《新市镇志》，各位史学家按谈钥所编纂的嘉泰《吴兴志》的传说，在遵循“据事直书”、“志属信史”原则基础上，对“新市”之名由来，加以进一步情节演绎，文字修饰，以至愈演愈烈，最后居然有了“陆市迁徙”的“永嘉三年夏”具体年代，还有迁徙人领导名字“陈廷肃”，编出“先相地，后迁居”诸如此类完美的故事。
但事实上，早在十一世纪初的北宋盛时咸平年间，新市永灵庙的碑记上已经写得很清楚，这是新市第一位进士太史章亲自撰文的碑记，它的记载时间远比嘉泰《吴兴志》早了两百年。这一碑记上，详细阐述了新市古晋朱泗治水的大事：
岁大旱，民物焦然，无所聊赖。将军取巨瓮，就溪壑之深处，运载水泉以纾危急之患，而人赖以济。将军犹虑荐熯，至十年间，开漾溪一路，凡值凶岁，自然西北风驾大溪水入镇，以通舟楫之利，洎荫四被苗稼，民到于今受其赐。
这一大事的发生，是新市载入文明史的重要标志，这一历史内容，无论从学识角度还是史实的可靠性观察，应该远比“陆市迁徙”的传说要靠谱得多。但当年嘉泰《吴兴志》却忽略了，严格来说，这一忽略应该不是谈钥的错，更多的是当年知县频繁更替，造成公务办事浮泛，再加上知县对本地情况的不熟，报送材料难免务虚应付，这种忽略也就有了历史的客观原因。
史籍是严肃的，人们往往会以敬仰心情去阅读，所以史籍作者倘稍有不慎误载，便会以讹传讹，造成极坏的影响。例如这一“陆市迁徙”之说，造成近年来一些人，拼命考证迁徙的地方，有说雷甸的，也有说下舍的，更有甚者，说是苎溪漾的，韶村漾的，等等，这些考证最后都无获而罢，其结果必定荒唐。这也是盲目崇拜前人史学家文字的结果，殊不知，所有离开事实的史学考证文字都是荒谬的。
那么，“新市”之名真的来自于“陆市”吗？读到太史章先生碑文之后，再来思考“新市”之名，答案已经非常明朗。新市之名，应该是周边村落与本地往来之后，对新市“朱泗治水”前后变化的集市面貌最直接的名称表达。新市之地，由于位居要塞，周边村落星罗棋布，地理优势必定存在辐射、钟聚的人流与物流之利，它的集市形式应该早于陆市，而且大于陆市。朱泗治水前，集市村落应该是在靠近目前新市北郊处，后来通过治水，集市应该稍稍往南迁移，形成以朱家桥为中心的“西河口”崭新的集市形式，相对于原有北郊位置的集市，这里便是新形成的集市，由于它的规模和集市形态的超前时尚，方圆影响非常大，来交易的人也非常广众，人们随之称它为“新市”。
当然，笔者对这一新市之名的考证还在初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求得实据，但无论怎样，这与“陆市迁徙”传说相比，它的真实性质已完全不同。笔者本文无猎异之趣，意在抛砖，期待方家能以严谨治学态度、举证充分、有说服力的不同意见进行交流。
浙北古镇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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