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書法氣雄力健，結構內緊外逸，體態開張峻拔，創造出勢態雄強的獨特書風———“康南海體”，即“康體”。 其內涵指向於他的楷書與行書兩種字體，但指向明顯的是康有為的那種“重、拙、大”的成熟時期的碑意濃郁的作品，並不是指他個性風格未成熟之前的書法以及顏體面貌較為濃重的手稿行書，更不包括康有為並不擅長的篆隸與草書。清代碑派書法史的孕育、碑派思想的推動、政治觀念的影響、自身的文化性格、筆法傳承與取法對象等，是康體書法的主要成因。
康體書法主要來源於《石門銘》，這似乎已經成為共識：“康的書法實踐了自己的書法美學觀，曾遍臨各碑，尤得力於北魏摩崖刻石《石門銘》，又摻以《經石峪》、《瘞鶴銘》、《雲峰石刻》諸體，融會貫通，自成一種魏碑行楷書，世稱康南海體。其書氣象雄偉，局勢寬博，圓渾蒼厚。”（劉瑞軒編著《山東古代書法論》）這樣的說法目前相當流行，其實都是根植於馬宗霍《棲嶽樓筆談》中的一句話：“南海書法結想在六朝中脫化成一面目，大抵主於《石門銘》，而以《經石峪》、《六十人造像》及《雲峰山石刻》諸種參之。”那麼，在現今普遍認同的這一觀點，即康體書法主要得益於《石門銘》一說，是否符合實際情況呢？
康有為在他的碑學鉅著《廣藝舟雙楫》中共有十五處提到《石門銘》，但只是對於《石門銘》做了很高的評價與頌揚，並沒有一處提及自己曾經臨習過《石門銘》。要探析一個人的師承淵源，最直接的證據還是他本人的敘述最為直接可靠。在專門講述其習書經歷的《廣藝舟雙楫·述學第二十三》中，康有為的自述是這樣的：
先祖始教以臨《樂毅論》及歐、趙書，課之頗嚴。然性懶鈍，家無佳拓，久之不能工也。將冠，學於朱九江先生。……得北宋拓《醴泉銘》臨之，始識古人墨氣筆法，少有入處，仍苦凋疏。後見陳蘭甫京卿，謂《醴泉》難學，歐書惟有小歐《道因碑》可步趨耳。習之，果茂密，乃知陳京卿得力在此也。因並取《圭峰》、《虞恭公》、《玄秘塔》、《顏家廟》臨之……間及行草，取孫過庭《書譜》及閣帖撫之……自是流觀諸帖，又墮蘇、米窩臼中，稍矯之以太傅《宣示》、《戎輅》、《薦季直》諸帖……壬午入京師，乃大購焉。因並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下筆頗遠於俗，於是翻然知帖學之非矣。……吾執筆用九江先生法，為黎、謝之正傳；臨碑用包慎伯法。慎伯問於頑伯者，通張廉卿之意，而知下筆。
康有為在此不但沒有說自己臨習《石門銘》，甚至連提也沒提，或許在他的心目中，事實上《石門銘》的地位跟其他碑版一樣，只是“從容玩索”、使自己下筆“遠於俗”的其中一個碑刻而已，並無什麼特別之處。綜合康有為自己的敘述可以得知，除了年輕時習練帖學之外，還學過篆隸書法、寫過《鄭文公》和《爨龍顏碑》兩碑，並研習近人書法，主要是鄧石如和張裕釗兩個人的書法。
但如今對於康有為書法導源於《石門銘》的說法其實也非空穴來風，與康有為同時期的向燊（1864－1928年）曾說：“更生書法，有縱橫奇宕之氣，論者謂其由陳希夷以入《石門銘》，其或然歟。”而梁啟超在1925年的一篇跋文中更是為此說推波助瀾：“《石門銘》筆意多與《石門頌》相近，彼以草作隸，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吾鄉鄧鐵香鴻臚一生專學《石門銘》，然終未能得其飄逸。南海先生早年亦然。”因此後來之人如馬一浮：“今人康更生一生學此，未能得其韻，但條欹斜取勢耳。”以及上述馬宗霍的評述，都因襲此說，並無深入探究。
康有為的高足劉海粟先生在回憶文章《回憶康南海先生》中，以其師的口吻回憶康有為書法學習經歷的說法，也基本無異：“我（康有為）生於科舉時代，以光方烏大之小楷為進身之階梯，多崇大小二歐，我雖力求風骨稜勁，亦不可獨樹一幟。北遊之後，以收置金石碑版自娛，觀京師收藏家拓本數千種，僅盛伯羲一家亦有數百種之多，方識漢魏書法之美。苦練《爨龍顏》、《石門銘》、《靈廟碑陰》，及魏碑中最俊秀之《六十人造像》，漸得蒼古沉雄之趣，似婉而剛之力。”即使是當事人的回憶，恐怕也有模糊不清以致隨人俯仰的時候，因此，在沒有找到確鑿證據之前尚不能說死。何況在劉海粟的回憶中，還是把《爨龍顏》碑排在《石門銘》的前面，雖然不能完全憑藉這樣的咬文嚼字說明問題，但是至少可以透露出在康有為的學生劉海粟的心目中，其師即使學習《石門銘》，也未必是主要師法對象，只是普通的“流觀”、“玩索”而已，並不能與其他的學習對象諸如《爨龍顏》、《經石峪》、《瘞鶴銘》、《雲峰石刻》等等，分出重點和非重點來。因此，即使從習過《石門銘》的角度而言，康體書法也並非主要根植與得力於《石門銘》，應當說是遍習諸體、綜合而成。
不錯，康有為是非常推崇《石門銘》等碑的書法，而且也確實收藏並自題過《石門銘》“此”字本（如圖），但推崇與實踐畢竟是兩回事，要想探究其書法來源，還必須憑事實說話。李任夫《聽康有為先生談書法》中說：“我又問，那麼老先生的字如此變化，究竟得筆法於什麼呢？他聽了我的話後，忽然大笑起來，他繼續說，你知道我是主張變法維新的，難道我的一切主張，都是抄襲日本西歐的嗎！當然，我的字也是多方吸取轉易多師的。有篆意、有隸意，更多是魏碑意。我平時很愛好《石門銘》、《鄭文公》、《泰山金剛經》，以至《爨龍顏碑》等，但我的字截然和這些字不同。然而，不能說我和這些碑不發生血肉關係。可是，我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我自信做到了這一步。你看我的字，能說是哪一家哪一派嗎？”這段回憶恐怕更加符合實際，“愛好”與“臨寫”絕非一回事，而且用了“截然和這些字不同”的字眼，顯然更證明了上述推論。至於康有為將一軸開門見山的偽作當成寶貝，即那副20世紀初出現的號稱五代宋初陳摶老祖手書的五言對聯“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還留下數幅授人以柄的臨作，顯然只能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已。至於有人將其作為康有為書風來源的重要依據之一，謂其能於陳摶一幅行書聯形成一家碑風，與上述向燊之語一樣，則顯屬失於詳察之語也。
綜上所述，康體書法在風格形成的過程中，受過《石門銘》的影響恐怕無可非議，但要說其書法主要淵源於《石門銘》，理論還不夠充分，還需更多的可靠材料來證實。因為康有為如果的確是主要研習《石門銘》，憑他的個性，絕不會避而不談，肯定會大講特講，就像他不厭其煩地臨仿陳摶的那副對聯一樣。如果《石門銘》對他的書法真的那麼重要，可為什麼他在《廣藝舟雙楫》中雖然大肆褒獎《石門銘》，卻偏偏隻字未提自己曾經研習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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