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积厚的《印述》中对印章体裁和入印文字的论述，是极有可取之处的。特别是在朴学的影响下，我们看到其中很多“证本”的方法，作者对印材本身的认识和分析，考辨了印章因印材不一而印章制作手段有别的史实。
汉印体裁，平方正直，朴质浑茂，其材则取诸金、玉。金之类，有凿、有镂、有铸，玉之类有鑗、有琢，传流后世者，悉可为模范，无异史家之于迁、固也。唐尚纤巧，好为盘纠，颇失旧法。迨元赵吴兴工书，而精于刻，力追汉人。而明文三桥遥继之。雪渔何氏，少入文氏之门，得其笔法，通之于刀法，秦汉以来，奇文异字，靡所不博，会痛众体，其法大备，遂为一代宗匠。急就纵横，得诸凿也；瘠文直曲，得诸镂也；满白蜿蜒，得诸铸也；方折而阴，得诸鑗也；圆折而阳，得诸琢也；龙章、云篆、鸟翥、虫蠕，莫不各底于精善。虽间与古异同，而合之神，不合其形，可谓集印之大成者也。
我们先来看看秦汉时期的铸印、凿印与玉印：
对于很多初学篆刻的朋友，或者喜欢篆刻的朋友，很多都不知道，篆刻是明清流派篆刻以来的名称。秦汉大多数印章都是铸凿的铜印、鑗琢的玉印，以及少部分的急就凿印。
我们看到上面的铸造印、玉印、凿印，其形制的特征因印材的不同，处理方式则不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便不同，同种印材和制作方法则在艺术面貌上有近似之处，可以说印材是决定早期印章艺术面貌的决定因素之一。通过《印述》的文字和传世的印章，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亦可以看到印材所表现的艺术风貌亦是如今篆刻艺术的两种艺术风貌的代表，既古朴苍拙与工巧秀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种阳刚一系与阴柔一系的代表。
《印述》中的这段文字我们亦可以看到其时朴学“证本”方法的影响，对印材本身的认识和分析，考辨了印章因印材不同而印作手段有别的史实。早期印论对于汉印风格的把握，最开始只是而对于印面效果上做出鉴赏，并通常归结为一种总的金石趣味。赵孟頫称之为“质朴”，沈野则称为“玩其苍拙”，又云“锈涩糜烂，大有古色”。到了明代，对于不同质地印材的印作趣味，一有了明确的界定，如甘旸《印章集说》中就曾各自分述了玉印、瓷印、玛瑙印、象牙印、铸印、凿印的印作的特点，其中凿印一节很有价值，称：
其文简易有神，不加修饰，意到笔不到，名曰“急就章”。
徐上达的《印法参同》，更是有专门的论述“摹铸印”、“摹凿印”、“摹碾印”。当然其时的观点还停留在“摹”的立场上，较为有价值的是其中已经具有以不同的刀法表现各种不同趣味的意义。而高积厚在《印述》中的文字，首先以比较之法，将古代传统印章分别为金、玉两大类。需要说一下的是，这里的金一般指铜，我们熟知的“金文”中的金，亦是青铜之意思。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青铜器铭文凹下去的阴文叫“款”，凸出来的阳文叫“识”，所以金文又称为“钟鼎款识”。
比较金、玉两大类，也就是说除了制作方法不同外，印材本身质地的趣味是首位的。玉有玉之“古色”，而金则有金之“古色”，非一趣也。再之，就金、玉制作方法的不同，“金”之类，有凿、铸、镂三种，“玉”之类有鑗、琢两种，将不同的古色趣味进行细致的区别。最有价值的是，从中可以判断流派篆刻印人不同风格印作的由来和传承关系。指出不同的风格正是以其印材和制作方法的不同种获得，甚至可以说，不同印材印作和不同制作方式中获取的审美趣味，使流派篆刻滋生繁衍。《印述》中也提出了陈文叔、全君求、梁千秋、沈子云等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而各成名家的。
这种从印材和制作方法中较为深入地获取印章美，并由此判断文人印章艺术的流变，清晰地把握印人审美取向的实证方法，毋庸置疑正是当时出现的一种很有价值的印章审美认识方式。而这种认识方法，在清中后期的印章创作中的影响很深远，以后的文人印章经常在边款中刻“仿汉铸印”、“仿急就章”、“仿切玉法”等等，甚至到清后期，更有印人专以某一种古印制作方法或印材的趣味为研究目标，深入发掘其艺术内涵，从而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印风，而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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