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文化的百年變遷
——評陸正蘭、張明明《中國音樂文化百年史》
胡冬晴月
書 籍 簡 介
出版社: 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12
ISBN:9787565139062
中國音樂有著悠久的歷史，它起源於原始社會，原始人類的生產生活中就融入了音樂文化。七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骨笛，承載著中華人民對音樂最早的認知；《詩經》中有“詩言志，歌詠言”的闡述，是先秦時期的人民對音樂用於表達意義的理解；西周時期，由於禮樂制度的推行，音樂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並促使了文人音樂的產生……縱觀中國歷史，《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明清戲曲中，可管窺音樂長期穩定發展的態勢。1915年，在新文化運動的啟發之下，中國音樂“告別”了源遠流長的傳統模式，開始接納來自西方的精神營養，順應著時代的節拍，表達出豐富多彩的民族特點、展現了深厚的中國脈絡。而中國現代音樂文化的發展，歸因於逐步被完善的音樂機器，作為一種傳播媒介，當留聲機從西方傳入中國，中國音樂便走向了現代化，隨著收音機、隨身聽、手機的出現，音樂開始成為社會文化的象徵物與呈現體。正如美國音樂家Patricia Fallows Hammond在其著作中所言：“音樂是人類的另一種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母語。 ”[1]
和眾多關於音樂史的著作不同，市面上諸多關於音樂史的著作、文獻都強集中於對音樂家、音樂作品的史料整理，而忽略了對於時代背景、文化現象、民族精神的分析，理論性、學術性不強。而陸正蘭教授與張明明博士合著的《中國音樂文化百年史》則以史為綱，梳理了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音樂藝術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形態；集中於不同時段各種音樂觀念以及背後的文化思想的爭論和交鋒。在中國這片浩大的土地之上、在悠長的歷史長河之中，音樂留下了深深淺淺的印記——時代的旋律與民族的聲音，它們都是現代音樂文化獨具魅力的現象呈現。除緒論與結語部分，本書共分為六章：
緒論部分，作者從宏觀背景的角度出發，梳理了新音樂出現和發展的歷史背景。音樂與任何事物一樣，都處於不斷變化與發展的過程中，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西洋音樂進入中國社會，這推動了中國音樂西化、現代化的步伐，不僅醞釀產生了藝術歌曲、革新了傳統音樂，還催生了流行音樂。不僅如此，這一部分還將20世紀的中國音樂文化史分為了六個主要階段——民主與科學、革命與自由、民族與民主、理想與鬥爭、改革與開放、多元與和諧，並在後文以章節的形式逐一進行闡述。
（西洋音樂）
第一章民主與科學（1915-1926）講述了最早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一批音樂——“新音樂”及其文化意義：以李叔同為代表的學堂樂歌、以蕭友梅、青主、黃自、趙元任為代表的藝術歌曲、以黎錦暉為代表的兒童歌舞音樂以及西洋樂器與新式音樂教育。正如京勍吾所提到的，“新音樂，絕對不是復古，不是守舊，也不是剽竊，不是販賣，轉運，更不是特殊式、貴族式、階級式的；我們務須建築在民眾身上，把全民為立場。換言之，就是要適合於現代中國的民族，並且可以代表整個民族的特性，煥發民眾的美德，倡導民族的情感。”[2]
第二章革命與自由（1927-1936）講述了革命年代的音樂歷史。20世紀20年代，局勢的變動讓音樂文化領域也產生了微妙的變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讓無產階級作為主要的政治力量登上革命舞臺。這一時期，大量革命歌曲成為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先聲，這些歌曲以短小、簡單的音樂形式，成為宣傳革命理唸的重要工具，極大地鼓舞了人心，在革命浪潮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與此同時，在蘇俄音樂及理論、電影工業的興起之下，我國音樂不斷進步，並且與電影開始結合，又誕生了一批經久不衰的經典電影歌曲，如《開礦歌》、《鐵蹄下的歌女》，這些歌曲在具備革命性的同時，也被賦予了敘述性。也是在這一時期，中國流行音樂第一人黎錦暉先生第一次在音樂中加入了爵士樂元素，譜寫了中國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歌曲歌詞熱烈地傳達著都市青年女性對情感的勇敢追求，符合當時年輕人追求自由與獨立的思想潮流。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音樂便在“繼承傳統，學習西方”的口號之下不斷推成出新。
（《鐵蹄下的歌女》
電影《風雲兒女》插曲）
第三章民族與民主（1937-1949）分析了革命年代的音樂，讀起來有強烈的革命氣息。正如賀綠汀所述，“這是一個狂風暴雨的時代，一個偉大的時代，這時代對於音樂家不是無益的。惟其在這動亂時代，音樂家才有機會認識了自己所處的國家、社會環境，才有機會發現自己的缺點和一些錯誤觀念而加以改正，才有機會為這個時代服務。……我們應該站在時代的最前面。”[3] 革命年代的音樂文化，洋溢著激情與鬥志，雄壯、豪邁、激昂。除去主旋律音樂、延安時期的音樂，還有一些被邊緣化的其他音樂樣式，例如藝術歌曲、民歌以及早期的流行歌曲。
第四章理想與鬥爭（1950-1977）分別闡述了“十七年”時期與改革開放前的音樂發展歷程，這一時期的文化發展尤為複雜。“十七年”時期的音樂主要以政治讚歌和民族旋律為主，歌頌祖國、家鄉、邊疆，頌揚領袖、軍隊、共產黨；歌唱新生活、勞動、建設、純潔的友誼與情感，曲調歡快，充滿了對新中國未來生活的希望與憧憬，歌曲成了當時最為直接的時代傳聲筒，最為及時地反映了人們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喜悅與自豪。改革開放前，領袖讚歌成為了一股藝術創作風氣，同樣，領袖讚歌地創作也是在這一時期形成了典型化的風格，頌歌的創作將當時中國人對領袖的崇拜之情推向了極致。這一時期，還湧現了大量的知青歌曲與藝術歌曲，但大多數還是以主旋律創作傾向為主。而正是因為國內政治環境的侷限性，少量的流行歌曲從大陸轉向了港臺。
第五章改革與開放（1978-1992）講述了改革開放之後國內流行音樂文化的迴流與重生與新潮音樂的崛起和發展。20世紀70、80年代，正值新型媒介——電視的大眾普及，影像與聲音並進，造成了歌曲流行方法的巨大改變，“明星”的字眼應運而生。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西方樂壇的各種現代主義流派迅速進入中國，影響了中國音樂家們的創作理念和創作實踐，新潮音樂打破了傳統音樂創作的曲式、調性、旋律、和聲的構造方式，採用了一種新的方式來對音樂進行重構。
第六章多元與和諧（1992-現在）對20世紀90年代以及新世紀呈現出的多元化音樂文化態勢給予瞭解讀：這一時期，互聯網的應用與普及使得新音樂在技術層面有了“新”特質，促使了音樂的商業化，但是，在這樣一個充滿著喧譁與騷動的年代，在消費文化的語境之中，音樂文化難免會受到衝擊，出現一些淺薄、庸俗的音樂作品，這些音樂作品縱然能帶給聽眾短暫的愉悅，但是在消遣時光愉悅心情的背後，折射的卻是一種後現代社會中特有的膚淺而又空洞的價值觀。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針對大眾文化提出了一種赫胥黎式的擔憂，“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4]”當下中國新音樂文化依然包含著中國新文化對傳統、民間及外來音樂的複雜整合，不斷從處於邊緣地位的音樂形態和外來音樂形態中獲得動力，以此增強自身的文化表意能力，從而真正意義走向繁榮和多元[5]；但是，在走向多元化的同時，也應該保持音樂本身所具備的“詩性”，這是音樂作為一門藝術而存在的重要價值。
結語部分，作者先是對新音樂不平凡、充滿喧囂的發展軌跡作了點評：中國新音樂文化經過漫長的歷史進程，從學堂樂歌、藝術歌曲、早期流行音樂到抗戰歌詠與革命文藝；從歌唱新中國到傳唱《甜蜜蜜》；從“狂熱”的搖滾到“沉靜”的民謠；從政治文化主導到消費文化影響，百年來的中國音樂文化總是隨著時代的脈搏跳躍不息。最後作者對中國音樂未來的發展進行了極具前瞻性的預判，在經濟全球化的消費社會網絡中，中國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新音樂必將在這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將新文化的火種繼續撒播。[6]
百年以來，我國音樂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從演唱歌曲的早期明星到現在的歌手、偶像團體；從表現、傳遞音樂旋律的留聲機到隨身聽、廣播電臺、收音機、手機等電子音樂播放媒介；從承載音樂歷史的西方思潮，到現代、後現代文明……科技的進步與現代文明在傳播媒介上給音樂帶來了惠益；同時，現代技術也影響了音樂創作，網絡上的電子音樂便是在這樣的浪潮之下誕生的，它們由電腦程序進行編排、演奏、合成音效、配器甚至伴唱，整個過程不需要樂器與人聲的參與，通過電腦音樂製作軟件便可完成。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我們迎來了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且擁有無限發展前景的電子音樂文化時代。在這個時代，音樂通過各種各樣的媒介來愉悅人們的耳朵與心靈，這成為了現代中國極為重要的音樂文化現象：一方面，每個時代都有該時代的代表歌曲、代表旋律以及代表風格，如中國最早期帶有爵士風格的流行樂曲、80年代的搖滾樂、90年代的抒情情歌、以及新世紀的流行樂曲；另一方面，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之上，民歌（江蘇民歌、廣西民歌、陝北信天游等）、地方性的唱腔（如梆子、黃梅調、蘇州評彈等）都為中國音樂文化留下了濃濃的文化韻味，這是中華民族國民性的深深積澱。在各種文化相互交融，交相輝映的後現代社會，中國新音樂也將循著新音樂文化的發展道路不斷髮展、進步。
參考文獻：
[1] （美）Patricia Fallows Hammond著，馮丹，姚純青，張凱譯，《鋼琴藝術三百年：從巴赫至現代的鋼琴藝術史》，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34頁。
[2] 須勍吾，《談談中國新音樂的創造問題》，國立中央大學實驗學校教育研究彙刊，1931年，第49頁。轉引自汪妮，《20世紀中國新音樂研究之研究》，西南大學，2018年。
[3] 賀綠汀，《抗戰中的音樂家》，《賀綠汀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7年，第56頁。
[4] （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章豔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頁。
[5] 陸正蘭、張明明，《中國音樂文化百年史》，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72頁。
[6] 陸正蘭、張明明，《中國音樂文化百年史》，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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