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北京的道路》是一部充满着巧思和作者意图的历史纪录片，从威妥玛、丁韪良、赫德到莫理循、司徒雷登，选取的单集主人公，都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着向这块神秘土地传播西方文明的使命感的文化人物。
同时，他们又都是公认的“中国通”，对于北京的理解，远远超过他们的同胞，当他们的文化使命与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段段的近代历史相遇时，线索交融，就构成了整部纪录片的文本骨架。
不过，与其说整部影片展示的是“古老中国与现代世界碰撞的历程”，毋宁说，我们看到的是5位试图理解古老中国的“知识人”在这片土地上迭次“碰壁”的过程，而这种宿命式的结局，在最先来华的威妥玛的身上，早已完整地演示了一遍，后面的诸位，不过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循环罢了。
毫无疑问地是，从威妥玛到司徒雷登，无不对中国的道德和文化充满着温情与敬意 ，他们并不是什么文化沙文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乐于学习中国的文化，以中国人的方式与中国对话，甚至希望更多的西方人步他们的后尘，以同样的“姿势”获得“我们的赫德”之类的赞许。
作为一位曾经以军人身份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外交官，威妥玛在中国生活了43年，又创造了“威妥玛拼音”，一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前，这个拼音方案一直被普遍用来拼写中文的人名、地名，而他也是剑桥大学的首任汉学教授，相当于开创了这个学科，可以说，在当时的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无人能望其项背。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卵用。
哪怕他再了解中国的说话方式，以“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包装自己的“为中国好”的意图，以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的身份向清帝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交《新议略论》，建议清政府实行新政，寻求现代化的变革，这份“好意”终究只会让秉政的恭亲王感到冒犯。
为什么呢？
姿态、用心、内容，全都希望“中国好”，为什么会让“通往北京的道路”举步维艰？
在纪录片中给出了答案：
清政府从1860年代开始被迫学习西方的外交方式和礼节，花费了整整20年的时间，只是为了不厌其烦地向西方列强灌输一个概念，那就是“请不要强迫我改变”。
姿态、用心、内容，乃至于更高级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都只是这个核心意图的“包装”，哪怕威妥玛、赫德之流，已经在文化上深度浸入，被帝国的高层赞许为“自己人”，
他们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终究是不可调和的。当三解在静观“威妥玛的野心”时，脑中屡屡浮现的就是一句话：
你有科学，我有神功。
这是一句电影台词，出自一部老武侠港片《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将它和严肃的历史纪录片相提并论时，无疑辱没了后者，但这句话，却时时萦绕不去。
只不过，科学，是现实存在的，而神功，却是幻想，一种基于群体力量和文化传统而塑造的“力量幻觉”。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人的“成人童话”，恰恰延续了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传统辉煌和帝国强大往事的“力量幻觉”的叙事，这种“幻觉”甚至主宰着一众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对于世界的观感，并不断向下延伸。
他们更喜欢将“屈身”学习中国文化的一群外国人视为“归化”，将他们熟练的汉语和学问功底视作自身的“胜利”。这一点，无论是威妥玛、赫德，还是司徒雷登，都是在屡屡碰壁之后，方才有所感悟，他们自以为的“进入”，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只是“在场”，而并没有真正成为其中的一份子，那么，他们最终的“逐出”，其实也只是宿命的一部分。
而宿命的起点，早在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中文学习遭遇中已然有所预示，根据他日记的记载，他最开始学习中文是在伦敦，当1805年伦敦布道会有意派遣马礼逊到中国传教后，他就师从一位旅居伦敦的中国人容三德启蒙。
不过，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他很鄙夷我，非常孤傲。”毫无疑问，这种“鄙夷”并非出自于绝对的比较胜出，因为彼时的中国，延续着乾隆时代严酷的“学习中文禁令”，任何向西洋人教授中文的中国人都会被除以极刑，所以，当马礼逊来到广州继续学习时，他的中文老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毒药则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换句话说，这种“自豪”和“孤傲”完全来自于“暴力优势”，而并非来自于竞争的结果，它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情绪和政治正确，更直白地说，它是一种发自骨髓的“反对平等关系”的传统：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并非平等地、可互相理解、交往的文化主体，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反之。
站在历史的角度，文化的冲突从来只是表象，威妥玛、莫理循、司徒雷登等人通往北京的道路如许坎坷的真正原因，恰恰在于，他们从未了解中国，而作为后人，我们对于这一点仍不自知，这才是真正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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