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是保衛，鎮是軍鎮。藩鎮是唐朝特有的一種行政體制，本是為保自身安全。唐玄宗一直想為國家開疆闢土，和各少數民族關係緊張。為了防止邊陲戰亂，唐玄宗在邊境設立十大節度使，通稱“藩鎮”，這就是藩鎮的雛形。各藩鎮掌管一個地方的軍政，統一服從於中央政府，並向中央繳納賦稅。
安史之亂後，以河北一帶為首的藩鎮開始割據一方，但仍以朝廷為首，藩鎮割據的局面就此打開。
爆發
《資治通鑑》說“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唐朝沿用“府兵制”，即招收農民做士兵，打造亦農亦兵的國家化軍隊。府兵需自備武器和糧食到邊境服兵役，完成“上番”義務。這種制度一開始也為唐朝開疆闢土貢獻了不少功勞，但府兵畢竟有士兵和農民兩個身份，除了服兵役，農民也需要耕種勞作。農民常年在外當兵，不能在芒種時期回鄉。長此以往，便產生了極大的矛盾。
武則天時期，募兵制開始廣泛運用。由原來的農民兵，演變成專業的軍隊。招募的士兵以流民和少數民族為主，皇帝也開始信賴少數民族將領。少數民族將領的權力，隨著軍功的擴大而變大，最高可做到邊境節度使級別的官職，甚至一人兼任兩三鎮節度使。權力同時帶來野心，安祿山就是憑藉兼任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發動叛亂。
唐玄宗逃亡期間，仍大力增加藩鎮，同時賦予藩鎮獨立的財政權。整個戰亂時期，唐朝共設立了四十餘個藩鎮，有人說這是唐朝在自掘墳墓，中央政權分散，促使藩鎮割據擴張，加速了唐朝的滅亡。
持續
實際上，當時參與割據和叛亂的藩鎮只有十一個，這在唐朝總共設立的八十九個藩鎮中，只佔少數，且大多後期都被平反。長期呈割據之勢的是著名的“河朔三鎮”，即安史之亂的餘黨舊部。其他藩鎮均服從中央政府，並未參與割據。
從寶應二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亂結束，到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黃巢起義爆發，這期間約110多年，藩鎮的形勢其實是比較穩定的。
藩鎮作為唐朝的軍事職能，最突出的功績就是平定了安史之亂。郭子儀和李光弼身兼節度副使之職，率朔方軍討伐安祿山，結束安史之亂。叛亂雖由藩鎮而起，平叛的主力也是藩鎮軍。
在抵禦邊境外族的戰鬥中，藩鎮也為唐朝拿下了多次勝利。與此同時，除“河朔三鎮”的其餘藩鎮皆執行中央政令，履行繳納賦稅的義務。唐朝在平定叛亂藩鎮期間，派用了大量財力物力，致使國庫庫空。因而藩鎮納稅維持了國家的運作，“自是王師無匱乏之憂”。
獲益
王素在《略論安史之亂》中指出：“魏晉至唐初，是中國封建社會農奴制時代，封建政府為了防止豪強兼併，貧富分化以及人口流散，運用強制手段，把廣大農業勞動者緊緊地束縛在國家土地上，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使他們淪為國家的農奴。”
藩鎮割據表面上給唐朝帶來了無窮的禍端，但實際上，藩鎮化造成中央集權衰落，如此，百姓便不用再受高層的控制，相對之前更自由，這對百姓來講是件好事。
初唐時期實行均田制，土地歸國家所有，租借給農民耕種，到一定期限後就收回。沒有屬於自己的田地，只是替國家勞作。藩鎮化後，中央政府推行“兩稅法”，兩稅法的精髓在於“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資產為差”。農民從此可自由使用和買賣土地。
藩鎮化時期，唐朝的商業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中央政府權力分散，“重農抑商”的決策無法實行，因此各色商業產品，經由大運河運往各地，打開了揚州的貿易市場。
總結
我們一概將藩鎮割據歸為大唐滅亡的首要原因，卻忽略了它背後所帶來的利益。藩鎮最為突出的功績是平反了安史之亂。在中央政府掌權時期，中央對軍隊管制分身乏術，浪費行政資源，反不如藩鎮制度對於地方軍隊的管理高效。士兵戰鬥志氣更加激昂，唐朝也依靠藩鎮打贏了多次外族戰爭。
於百姓，于軍事，於商業，藩鎮制度都有其正面的影響。從這些角度來講，藩鎮制度抵禦了正在興起的北方勢力，保護了百姓的利益和整個漢文明。
文獻材料：
《資治通鑑》《略論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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