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鼎鼎大名的定窯在創燒期的唐代卻被忽視，唐宮廷遺址中唯獨缺乏定窯瓷。這其實是安史之亂的後遺症。
唐代安史之亂歷經八年，極大摧毀了唐王朝統治基礎，造成地方軍事勢力——藩鎮割據。安、史餘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後來遍及全國。
唐代 定窯白瓷執壺
定窯屬定州，而定州是成德軍勢力範圍。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782-801年在任，《舊唐書·王武俊傳》）廣泛吸納地區外的人才進入本地藩鎮系統，“貞元初，泊常山（恆州）連帥太師王公（武俊）弘覆燾之心，撫騎士如子，招綏有禮，賞罰必中。公之家君（孝直），遠慕風教，投事麾下。”
唐代 定窯白瓷託
這期間也不能排除他效仿寶應元年至大曆五年（762-770年）任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薛兼訓“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婦以歸，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花樣，綾紗妙稱江左矣。”薛出於個人原因尚且以重金密命軍士將北方絲織技術高超的婦女娶回江南，以提高江南的絲織技術（《唐國史補》）。
唐代 定窯白瓷葵口盞
作為藩鎮、“以賦稅自私”的王武俊更有可能到附近各地暗自招募各行各業優秀人才，應該也包括一百多公里以外邢州燒瓷的窯工。典型的例證就是《唐恆嶽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的發現。此碑刻於唐永貞元年（805年），現保存於曲陽縣北嶽廟。
唐代 定窯白官字款
唐代 定窯白官字款
這個碑文一方面揭示了唐代定窯在中期就頗具規模、高度的專業化；從另一側面昭示了藩鎮“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一聽其所為”（《資治通鑑》）的事實。像碑文中提到的管理定窯的“節度總管、判官、將、散將、百將、虞侯、押官、驅使官”等都是軍隊官銜，與正統的唐代管理手工業體系有別（《唐六典》）。《唐恆嶽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正是藩鎮系統內軍閥統治、手工業高度獨立發展的真實寫照。
唐代 定窯白官字款
而邢窯所屬的邢州在安史之亂後是昭義節度使薛嵩管轄管轄範圍，大曆十一年（776年）昭義與澤潞合併。此後雖經數次戰亂，統領邢州、洺州、磁州的澤潞（昭義）鎮還是牢牢地控制在唐王朝手裡：前後節度使共38位，除了一位父死子繼的劉從諫，其餘節度使都是中央任命。
唐代定窯刻劃鳥形水盂
自然而然，“天下白”的邢窯隨著“貢賦”制度上貢朝廷，以致“天下無貴賤悉用之”。這與之截然不同的“河朔三鎮”共57位節度使，由朝廷任命的僅4人（其中2人上任不久由於戰亂而出逃），其後果“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新唐書》）。這也許就是邢窯名聞天下和定窯默默無聞的一個原因。
到了晚唐時期，定窯又迎來了一次機遇，晚唐中央政府已是日薄西山，邢窯所在的邢州政治環境也越來越惡化，終於在會昌三年（843年）發生了“劉稹之亂”。
唐代 定窯白瓷海棠杯
歷經兩年的戰亂，使昭義三州人口劇減。“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很多無辜百姓“界首牧牛兒、耕田夫等入京，妄稱捉叛人來。敕賜封刀，於街衢而斬三段，兩軍兵馬圍著殺之。如此送來，相續不絕兵馬。”（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很多老百姓因為逃避官兵的圍捕而流亡他處，大量邢窯優秀的窯工極有可能前往100多公里的定窯去安生，從而促進晚唐定窯的大發展。
縱觀唐代定窯的發展史，跟安史之亂後河北藩鎮割據及戰亂不斷的局勢息息相關。作為手工業的定窯是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發展的。晚唐至五代已趨成熟壯大。最終成為了進貢北方宮廷和轉賜五代吳越政權的首選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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