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統治者一直實行開放互利的對外政策，“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 各國使團、傳教僧、探險家、留學生、技藝人、流亡人士等風擁雲集，齊匯唐土。
其中在唐人數最多的是商旅，唐朝文獻典籍對來唐的異國商旅有“商胡”的稱謂。專家學者對“商胡”的研究一直以來都集中在史學方面，事實上，唐詩中留存了大量紛繁濃烈的“商胡”形象，寫作視角新穎獨特，意蘊豐贍。
一、各式髮色，碧眼青眼，高鼻深目，“商胡”極具異域風情的外貌深深吸引了唐代詩人
異國商旅最吸引唐人注意的，便是“商胡”身上濃郁的異域風情。獵奇心理強烈的詩人們主動將其融入自己的筆端，從“商胡”的頭髮、眼睛、鼻子和皮膚等入手，創造了唐詩中生動形象的“商胡”形象。其中頭髮是“商胡”身上最吸引詩人們注意的部位，也是“商胡”異域風情最明顯的特徵之一。
首先是對髮色的描寫，“商胡”的頭髮有紫色的，如“紫髯深目兩胡兒”、“紫髯供奉前屈膝”、“獰色虯紫須”等；有黃色的，如“黃鬚康生酒泉客”、“長鼻黃髮拳”等；有紅色的，如“黃金拳拳兩鬢紅”等。其次，胡人的頭髮還具有捲翹的特徵，“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卷不裹頭”。
再次，“商胡”的髮式也是詩人表現的對象，如“玉螺一吹椎髻聳”“發美童年髻”等。這些新穎奇特的外域髮式與唐人雍容華貴的傳統鬟髻大為不同，頗受唐人的喜愛。但胡人髮式也並非皆受青睞，如“圓鬟無鬢堆髻樣”等。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這是今人對眼睛之珍視的明證。在唐代，中原文化欣賞的是“秋水”般的黑色眼眸，而在唐代詩人筆下，“商胡”卻有著“碧眼”、“綠眼”和“青眼”，不禁讓人浮想聯翩。
異域文化與中原文化之間巨大的差異，使唐代人一直對“商胡”保持著神秘感與陌生感，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詩人將“商胡”的眼睛與“梵”“玄”相聯繫，賦予其奇異色彩。二，詩人以“商胡”之眼代喻蒼鷹之眼，如“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
高鼻深目也是“商胡”的顯著特徵。如“肌膚如玉鼻如錐”、“胡人高鼻動成群”、“眼睛深卻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嶽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繞樑間”。
唐代詩人對“商胡”不同於本民族的異域特徵進行了豐富的描寫和想象，展現了唐代詩人恢弘的胸襟氣魄和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對唐詩題材、內容和技巧的拓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二、追求利益，慧眼識珠，重義好德，“商胡”身上的美好品德能與俠士媲美
如果說對“商胡”形象的外在描寫意味著唐人對異域文化的初步接納，對“商胡”性格特徵的解讀則標誌著異域文化與中原文明的深度融合。唐人對“商胡”品性的解讀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追求利益的冒險精神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杜甫在詩中奉勸那些往來於揚州與蜀地之間的“估客胡商”商團，江深水急舟航多險，當珍惜自身性命。海上風險難測，陸地亦不平安。
貞觀初年，玄奘西行求法時曾在新疆焉耆目睹過一場慘劇：
“山西又逢群賊眾與物而去。遂至王城所處川岸而宿。時同侶商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遇賊劫殺，無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 其 遺 骸，無 復 財 產，深 傷 歡 焉。”
商胡行走天下，不僅要面對來自沙漠、高山、河流等自然界的阻隔，還會遇到賊寇的人為突襲。
“商胡”對於屬於自己的財寶十分珍惜，不到萬不得已不肯脫手，還創造出各種獨特的攜帶方法，甚至不惜剖肉藏寶。如“舶主腰藏寶”和“胡得珠，納腿肉中”等。
（二）慧眼識珠的超凡能力
“商胡”有識寶才能，多從事珠寶業。他們用琉璃、寶石、貓眼、象牙、香料等換取中國的陶瓷、絲綢、銅鏡、金銀器到海外銷售。
珠寶香料體積小、重量輕，但是商業價值很高，能夠獲取豐厚的利潤，久而久之，“商胡”積累了相當豐富的鑑寶經驗，外人所不能識之寶物，多能被胡人辨別出來。如“寶劍出昆吾，龜龍夾採珠。五精初獻術，千戶競淪都。匣氣衝牛斗，山 形 轉 轆 轤。 欲 知 天 下 貴，持 此 問 風胡”。
在“商胡”面前，唐人有一種民族優越感，中原腹地處處有寶，如“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這些被“商胡”視若珍寶、千方百計求取的物品，在唐人眼中不被重視，普通的唐朝民眾都可以享有這些稀奇物品，而唐人的淡定與大氣表現在知曉寶物真正價值後仍能安之若素。
（三）重義好德的美好品德
隨著商業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逐利”的價值觀念被越來越多的階層理解和接受，傳奇小說對胡商富有多金的誇大渲染便是唐代文人價值觀念轉變的顯著表現。但唐代文人在對人物形象進行創作時融入了儒家講德重義等規範，使“商胡”擁有了重德重義、知恩圖報、樂善好施等美好品德。
“商胡”雖為逐利來到唐土，但仍擁有有一顆心懷家國大義的心。《杜子春》中的波斯商人在杜子春窮困潦倒之時無償相助，能與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的俠士相媲美。
三、“商胡”真實記錄了所處時代的社會潮流與文化現象，背後包涵了豐富的文化意蘊
作為承載時代文化使命的唐代文人，通過“商胡”真實記錄了所處時代的社會潮流與文化現象，客觀地還歷史文化以本原面貌。
唐朝政權實行全面開放，鼓勵“商胡”來中國經商，“胡商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唐代傳奇小說中時有“商胡”在唐生活數十年，臨終前將自己的寶物或後事託付給值得信賴的唐人，雖是藝術創作卻也源於日常胡漢友好相處的事實。
唐朝社會對於“商胡”給予了較高的認可與容忍，一些家產豐厚的“商胡”可以投身政壇。這些異族人旅居中原後，與漢人混住、婚娶，後裔也生長在中原大地上，改漢名、學漢俗，尤其是在習文儒禮方面，真正從文化上參與融合到漢民族中。胡漢人民和諧相處，異域文化與華夏文明相處融洽。
對“商胡”行跡的書寫還原了唐朝“絲綢之路”的商貿實況。唐時來華線路雖有七條之多，但往來最頻繁的只有兩條。一條是陸上絲綢之路，憑駝馬等搭載貨物，越蔥嶺，穿沙漠、戈壁，經河西走廊到達長安。
唐代對內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嚴禁漢人從事商業貿易，而對外卻鼓勵並歡迎胡商，這一政策為昭武九姓人控制絲路貿易的命脈創造了有利條件，他們利用胡漢有別的政策空隙，沿“絲綢之路”向長安、洛陽進發，前赴後繼。
而另一條通道就是乘坐本國的海船或中國商人的海船沿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南方的港口，再轉道北上。“迢遞天南面，蒼茫海北漘。訶陵國分界，交趾郡為鄰”、“貨通師子國，樂奏武王臺”、“建中之初放馴象，遠歸林邑近交廣”等詩句見證了唐朝與海外諸國的商貿往來。
通過“絲綢之路”，以唐朝為中心的國際體系日漸成熟，周邊及海外各國紛紛與唐朝建立了政治友好關係，促進了中國與各族人民的友好往來和共同發展。
魯迅先生曾言“唐室大有胡氣”，陳寅恪先生也說“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代，異域風情、奇珍異寶、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等湧入中原地區，使漢文化有了了令人難以捉摸的神秘氣息。
這種現實給文人提供了無限自由發揮的想象力，再加上“商胡”來華利多弊少的經濟觀念與儒家“以德統美”思想融入文學創作，多方作用下的唐代文學作品出現了不同以往的“商胡”形象。
任何先進的文化都需要不斷吸納外來文化、補充新鮮血液，才能具有源源不斷的生機和活力。“絲綢之路”的開拓為華夏文明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民族文化，也為世界文明的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魯迅全集》
《太平廣記》
《杜詩詳註》
《史記》
《唐會要》
《資治通鑑》
《唐大詔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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